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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锡阐曾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必以数推之，数非理也，而因理生数，即因数可以悟理。”
[12]这种因数以明理的观念，在明清之际一代学人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从科学的发展看，近代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特点，在于将实验手段与数量关系的把握及数学推导融合为一体。
经典物理学的奠基者牛顿在17世纪时，已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近代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舍弃其实体形状和隐蔽性质而力图以数学定律说明自然现象”
[13]。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所理解的数学方法与近代科学通过数学推导以建立数学模型等方法当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因数以明理的要求，在思维趋向上确实已带有某种近代的色彩，这种趋向，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西学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
西学的如上影响，从当时学人对西方数学思想与著作的翻译介绍中，便不难看出。
明清之际，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数学译著，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几何原本》。
该书原系欧几里德所著，是古希腊数学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但在中世纪，这部著作在欧洲并没有得到流传，其影响更多地存在于阿拉伯世界。
直到12世纪，它才被欧洲人重新发现，并开始被翻译、介绍到欧洲。
16世纪，利玛窦来华传教，也带来了《几何原本》。
当时欧洲已出现了《几何原本》的很多注释本，利玛窦所带的，便是他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C.Clavius）的拉丁文注释本。
徐光启在得知此书及其价值后，便与利玛窦合作，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翻译了该书的前六卷。
从历史起源看，几何学是因测量大地及推算天体运行规律的需要而产生的，古希腊时代，它已初步形成了一个逻辑演绎的系统，在这一体系中，由经验归纳而获得的一般定律，成为演绎的前提，而证明则表现为一系列的推理过程。
欧几里德则进而将几何推理的逻辑规则，概括为公理化的结构，这样，从主要的思维倾向看，《几何原本》展示的是一种演绎的系统。
当然，作为演绎系统，《几何原本》的形式逻辑思想主要体现于数学的推导过程之中。
相对于此，《名理探》则更直接地表现为一种形式逻辑的体系。
该书是当时欧洲大学的逻辑学教科书，其内容主要是介绍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
明末天启六年（1626年），李之藻与传教士傅汎际合作，将此书译出，而其刻印，则在崇祯四年（1631年）。
关于该书的内容，李天经在《名理探·序》中，曾作了概要地介绍：
其为学也，分三大论以准于明悟之用。
盖明悟之用凡三：一直，二断，三推。
《名理探》第一端论所以辅明悟于直用也；第二端论所以辅明悟于断用也；第三端论所以辅明悟于推用也。
三论明而名理出。
这里的“直”
略近于中国传统名学所谓指物之“指”
，相当于逻辑学中的概念，“断”
即判断，“推”
则指推理；《名理探》所讨论的，主要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学的基本问题。
就推理而言，《名理探》兼及远近二界：“设明辨之规，是近向界；循已设之规，而推演诸论，是远向界。”
前者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论，后者则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论。
总之，从概念到推理，《名理探》对经典逻辑的各个方面均作了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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