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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
向“物”
的转变本身，说明南宋咏物词“关注于物，以及由此造成的诗歌中的意象由诗人的自我体味转向一系列的声色之情，这无疑代表了一种热衷于铺张排场、轻佻佚豫，肆无忌惮地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
[161]。
林顺夫认为，传统的抒情诗强调“自我表现”
，抒情主体往往占据最高的支配地位，这直接造成抒情诗在结构上不能进行细致客观的经验描述。
在咏物词中，物代替人成为抒情主体，感情都寄托在物上面，与词人的主观感受无关。
因此，“就集中的视野而言，咏物词表现了一个很小的经验世界，但是，从结构上看，相较于那种以抒情主体当时的感觉为中心的自我表现形式，咏物词所提供的领域却更为广阔”
[162]。
“由于抒情主体退到了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上，人类活动的最隐秘的部分便在感觉的表面上流露出来了。
因此，正如我们在那种基本的咏物形式中所看到的，所谓‘追求’，最终不过是在抒情中走了一个循环而已。
词人不仅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具体可感的物，而且使我们更深地走进作品的内在精神。
在运用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写作的，或受到这种影响的抒情词中，主体和客体最终结合为一个新的整体。”
[163]林顺夫发现了咏物词对中国抒情的意象式语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意象式的语言通常属于陈述性语言，往往意味着抒情主体隐于寓象之后。
但是，由于晚宋词中的抒情主体越来越朦胧，意象式语言就成为其主要的组成部分。
咏物词“对物的关注”
，使宋代诗歌的意象式语言较前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其次，林顺夫试图从理学的角度为咏物词找到其产生的哲学依据。
林顺夫注意到了发起和流行于宋的理学思想，对于南宋咏物词以及抒情传统产生的巨大影响。
他认为，一个全新的诗歌意识必然是和一个时代的生活、艺术乃至思想方式相联系的。
因此，他认为作为宋代思想史上最具活力的哲学思想之一，“格物致知”
之说反映了宋末文化生活各个侧面的物质主义精神。
作为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格物致知”
本身对于“物”
这一概念的使用“涵盖了这一词语所能具备的最广泛的内容”
[164]。
在林顺夫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将重心放在人的知识和自我修养的可触知的、经验性的形式上。
传统的内省以认识人之内在固有——值此亦为心学之法——在此被转化为认识论的过程，其间心向外延伸于物。
因此朱熹对于传统儒学思想的广泛而全面的整合，牵涉到由我及物的焦点转换。
此外，理学认识论可辨析的、与心学一元方法论相对立的知者与所知两重性，亦醒目地与关注于物的诗学方法同存并立”
[165]。
林顺夫认为，把种种感情寄托在物上面与词人的主观感受无关。
抒情主体与外部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整体，而“这首词的创作过程可与理学（或新儒家学派）的二元认识论相比照”
[166]。
再次，林顺夫点明了咏物词序所具的现实结构的散文手法对于抒情的重要意义。
林顺夫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咏物词的抒情特质，认为咏物词抒情效果的达成和词前序的写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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