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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宝琳以哲学为逻辑起点来建构理论趣味的方法，与刘若愚比较接近，但余宝琳对中西差异性的描述相对于刘若愚更加清晰和具体，并将差异性视作中西比较的一个焦点。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欧阳祯深受余宝琳与宇文所安理论思想的影响，对中西诗学文论观的哲学性差异也有着自己的认识。
欧阳祯曾担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会长，在比较文学、中西文学关系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著作主要包括《透明之眼》（TheTraranslatioure，andparativePoetics）[54]、《多彩的外衣》（anyColors：RefleDiversitybyaMinorityofOne）[55]、《中国文学翻译研究》（Translatiure）[56]等。
作为一个比较文学领域出身的汉学家，欧阳祯认为“中国诗歌无论在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都不是一种模仿。
也就是说，它既不是对隔了两层理念现实的模仿，也不是想象力的创造。
中国诗歌乃是对一个陈述时刻的记录和再现，是这一时刻在文字里的体现。”
[57]欧阳祯指出，西方的哲学观强调穿越现实世界的表象，从而达到更为真实、包蕴世界本真的理念世界。
我们不妨假定在一方是生存真理，在另一方是存在之“道”
。
这样，我们便可看到两种不同的模式：一个是模仿的，一个是内在性的。
按照模仿模式，未知同已知成对应关系，而且由于这种关系的建立并得到不断的重申，未知便也显得越发地实在与合理。
按照第二种内在性模式，则一切内在的，一切此时，现在，如此这般的才是唯一的实在。
在第一种模式里，真理尽管不易把握，但还可援引为例，是可以企及的：在第二种模式里，道虽无时不在，但却不可具指引称。
真理是可以复得、可以接近的，也是强大有力的，所谓“掌握真理，你便可获自由”
。
然而，“道”
却是不可模仿，不可复制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
[60]
中国强调现世的诗学传统，而西方则强调在虚构和模仿中完成诗歌制作的传统文学观。
在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影响之下，作为诗歌主体的人是被看作“三才”
之一纳入自然万物这一和谐的秩序中的，是整体之道的一部分。
因而，中国文学虽然指向哲学层面的“道”
，实际上一刻也没有脱离现实世界，没有脱离人对自然万物的体验。
林理彰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也与以上学者类同，然又由此而导出一种对表现、抒情理论的确认。
在《中国诗学》（esePoetics）一文中，林理彰认为：“中国通常将现实以一元论以及内在的术语加以理解……中国传统最终似乎将神圣的、精神的或本体的均视为自然界所固有的，而非超越自然的东西，因而诗人‘神圣’的力量并不会被认为将导致其他宇宙或‘客体’……然而会导致完美的‘自然’诗性创造——与自然完美地交流。”
因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并没有发展出能与柏拉图超越的理念形式，或亚里士多德宇宙普遍性相对应的范畴和思想，因此在文学批评里，中国诗学理论也就没有柏氏和亚氏思想以及后来新柏拉图主义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体系中一系列的思想和意义。
在中国思想体系中，‘真实’被认为是现实的和内在的。
所以，也就不能用摹仿或再现这样的术语来描述中国的诗歌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61]。
总体说来，这一时期的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理论基本立足点的认识大都渗透着对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差异性理解，在分析中国诗歌的反映和表现问题时都或明或隐地掺进了“他性”
的西方诗学理论认知。
汉学家们的这种“他山的石头”
的话语阐述和意义表达方面的深层学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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