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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的认识，让人联想到孔子在《论语》中的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
殷璠尊重那些繁复韵律的精致写作技巧，但同时也崇尚一种早期诗歌所呈现出的个人道德与政治立场。
此外，余氏还注意到，在殷璠对每个诗人的作品前的评价性批注中，“新奇”
是最常出现的赞扬性术语之一。
这显示了“如果旧的或者陈腐的被界定为对于雕饰的过度强调，‘新颖’与‘正统’并非水火难容”
[67]。
余氏说，《河岳英灵集》是一个繁荣时代的产物。
这一时代对即将来临的终结浑然不觉，相信既可尊重过去的遗产及其独立的价值，也能珍视它自己的创造。
但是余氏发现，在殷璠之后的另两个选本情况并非如此。
芮挺章的《国秀集》的序言，开篇引陆机《文赋》中对于“诗”
的著名定义，并加以评价，接着援引孔子编纂经典的活动，并将同样的对美学与音乐的兴趣归因于孔子：“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奇靡’。
是彩色相宜，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
仲尼定礼乐，正雅颂。
采古诗三千余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仅取其顺泽者也。”
紧接着，序言表现出对流行趣味的不满：“风雅之后，数千载间，词人才子，礼乐大坏。
讽者溺于所誉，志者乖其所之。
务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
比蒿视者之目，聒听者之耳，可为长太息也。”
余氏指出：“这一声‘长叹’将被证明是许多唐代选家的典型姿态——一种对于流行趣味或真或假的嗔怒。”
[68]有基于此，余氏论述了元结的《箧中集》所体现出的孤注一掷的文化救赎理想。
《箧中集》编于760年，“这一时间紧随安禄山之乱，恰能得出文化正走向颓废这一结论”
[69]。
像所有前辈那样，元结也强调《诗经》的价值，但是他不仅想证明自己选集的正确性，而且还希望以此来斥责流行趣味。
例如：“元结作《箧中集》，或问曰：‘公所集之诗，何以订之？’对曰：‘风雅不兴，几及千载。
溺于时者，世人无哉？呜呼！
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死而已矣，谁云无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
’”
对此，余氏分析说：“尽管他们哀伤于文学的没落或者批评流行的趣味，殷璠和芮挺章尚发现了一些‘灼然可尚者’，而元结却在挖掘那些失意的与无名的文士。
他们的被埋没恰恰表明了当下时代的道德颓废。”
[70]
综上，余氏总结说，唐代选本呈现出目标的明确性与标准的丰富性，这表明了“一个思想与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对批评趣味多样性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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