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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中的“言不尽意”
正是这一哲学困境所派生出的众多命题之一，它同样鼓励“忘言”
“去智”
，或者从积极层面来说，倡导“率性”
“返璞”
。
唐代禅宗的兴起再次激活了这一问题。
像孔子一样，道家与佛家都看到了这样一种生存的可能性：不在文字中，而在与有意义的形式的相协调中实现生存的意义。
这意味着，如果艺术经验这种方式自身预设着自我实现的意义结构，那么，直觉理解便可能存在于最纯粹最素朴的形式之中。
高氏说，对诗人陶潜而言，生活体现意义。
他体验生活，其诗歌体验以素朴和真诚反映出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
[59]
陶诗与唐代王维诗歌的共同特点，即客观物象与自我价值融为一体。
高氏认为可将之视为“外物‘人化’，或‘主观化’以与自我人格交流，表现深入的情感。
也可以视为自我人格体现于外在现象中，这则是一种‘物化’或‘客观化’。
但二者都做到一种价值与现象合一的中文中所谓的境界”
[60]。
高氏以王维的诗作为例，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他说，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这一联中，王维轻松地从一个行为转向另一个行为。
这些行为虽然没有预定的方向，但是每一个行为都在经验的整体中完美地走向了自己合适的位置。
因为世界自身是完整的，每一时刻都是有意义的。
事件在时间流中的随意性和感觉在空间延伸之中的完整性，可以轻易地与律诗现有的美典结合在一起。
相对独立的各联的并置意味着一种偶然的连续性，每一对仗句的自足性都可以用来描述完整世界中的这一特定时刻。
在王维的美典中，每一组意象都携带着简单自然而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尽管这个内在世界只是从瞬间的、自发的体验中产生的理想化了的世界，但是诗人却希望回归或者永驻这一世界之中。
[61]因为这一世界存在于自然之中，不着斧凿痕迹，只有通过诗人的意志才能进入其中。
与自然物体以及整个山水相连的象征意义和境界，使对内在情感和思想的呈现显得没有必要。
高氏指出，要想在前三联中进入这一世界，必须沉浸于幻想的状态之中：时间被悬置了，自我被忘却了，由想象独自承担整个诗歌行为的重任。
这种自我实现与分析性知识无关，尽管这种诗歌形式可能也有其自身的象征性内涵，这一内涵是由传统或诗人有意或无意地赋予的。
在对诗歌内容的反思中，尽管尾联使得诗人脱离了自我沉醉的短暂时刻，幻想的世界依然是这种新的美典关注的对象。
诗人会恋恋不舍地回首眷望，试图将心灵固着于理想的观念之上；忘记了现世的一切，期待着最终的回归。
如若初唐诗人满足于外物与内心无意间的偶然结合，王维则试图看到其结合象征了一种理想化的生存与感悟，盛唐晚期杜甫则以“宇宙视界”
的构建，试图使这一结合成为一切自然的与历史的力量的交会点。
杜甫是以六朝诗风开始其律诗写作的，并且完全吸收了初唐的美典观念，然而终生的穷苦劳顿以及对政治的关切，使他永远无法安心接受某些盛唐诗人的生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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