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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贺拉斯一样，陆机的作品也很好地体现了他所倡导的教谕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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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圣玛丽森林学院诺爱尔的《陆机的诗歌理论及与贺拉斯〈诗艺〉之简要比较》（ThePoeticTheoryofLuChi，withaBriefparisonwithHorace’s‘ArsPoetica’），对陆机与贺拉斯的诗学思想则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比较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不同于西方以创构抽象命题为标的之系统诗学，而旨在叙述灵感的流动过程，判明诗歌的好坏。
《文赋》便是此种描述性、直觉型方法的集中体现，而贺拉斯的《诗艺》（OofPoetry）可作为西方诗学的代表。
诺爱尔比较了陆机与贺拉斯关于诗歌本体、来源与功能的相关论述。
她说，古希腊、古罗马文学批评传统经由对现象的科学分析而归纳规律，而中国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与散漫性的，是直觉的而非概念性的，重在描述一首诗歌的形式之美，揭橥其中所蕴含的道德意味，而不是探寻某种普适性的诗学原理，或试图建构理论体系。
中国文学批评方式深受儒家人文主义影响，认为诗歌虽受非人力所控的某种神秘力量的启发，但终究还是受制于智性，其存在的缘由在于社会性与道德性，而非宗教性与神秘主义。
上述这些特征均体现于《文赋》中。
“陆机并未制定一系列的美学原理，并以之裁量中国文学，而仅仅是依据文学作品外在特点加以分类；他不是在解析诗歌创作过程，而是描述这一过程；他没有具体说明使之成为好诗或坏诗的标准，并加以解释，只是枚举实例，以为这样即可解释清楚。”
[40]而贺拉斯在《诗艺》中所运用的是古希腊系统诗学的原理，并以之为标准来评价诗歌与诗人。
“他指出好诗的原则在于对生活的真实性批评，并以准确的判断力为源泉，进而以此为基点，延伸出其他从属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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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西批评传统存在较大分歧，但是陆机与贺拉斯均试图解析对于诗歌创作至关重要的三个要素，即艺术冲动、理性与文学技巧，及与诗歌相关的两个关键因素——美与实用。
对于陆机来说，艺术冲动或者说创作天赋与理性是同等重要的，而文学技巧则处于次要地位。
陆机颇费心力地描述艺术冲动的显现过程，这一过程是诗人自身所无法控制的，只能虚静以待。
此外，陆机还谈到诗人在面对灵感时所起的积极主导作用，诗人此时完全能够控制与安排所写材料。
进而，诗人调动艺术技巧，运用理智组织意象与观念。
而对于贺拉斯来说，艺术冲动是预先假定的，对之所言甚少。
“与陆机相比，贺拉斯对创作冲动未做过多强调。
认为诗人的理智和艺术技巧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创作冲动则次之。”
[42]他曾说：“苦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都归无用；两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
故贺拉斯尤为强调理智是写作成功的主要源泉。
贺拉斯与陆机所强调的方面的不同，说明贺拉斯是在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中写作，试图以理性的话语解释现象，而陆机却仅满足于描述。
陆机所言的禀赋是无法说明的某种特质，故而不可能进行系统化分析，纳入贺拉斯文学批评的概念框架中。
由此可知，贺拉斯仅仅是指出其存在性，而不是试图进行批评分析，陆机则无意于贺拉斯式的解析，故而可以详尽地描述灵感。
至于有关诗歌的功能，陆机与贺拉斯的观点基本一致，二人均强调诗歌的社会、道德与政治功用，认为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和谐才能产生美。
此外，二人对文学创作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如模仿古典，力避华而不实的文风，追求简洁和连贯性，细心润色与打磨等。
陆机与贺拉斯的“诗心”
是相通的，并据此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语境中沿着不同的路向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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