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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孟子的“知言”
刻画了一种迥然有别的读者原型，这种读者并不是在单纯地寻求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模式，而是试图理解另一个人。
以此为起点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如果某一文本强烈触动了读者的情感，原因在作者及其时代，而与读者与文本的封闭关系无涉。
即使一个文本虽经千万人之手，但它永远都只找一个人，即一个“知言”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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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万章上》载：“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即得闻命矣。
《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读贤劳也。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宇文所安解释说，在孟子看来，《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意思是由原因赋予的。
意义是从某个具体的条件中产生的，孟子考虑的是“其所由”
。
孟子强调，任何一般意义都离不开具体意图的参与，所以必须把这段话理解为与产生这段话的那个具体条件的一种关系。
宇文所安说，孟子不仅批评了因不考虑整体而误解部分的错误倾向，更为重要的是，宣告了中国语言和文学传统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假定：动机和具体的起因是意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这里，孟子假定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不同。
更有意味的是，“辞”
被视为“文”
与“志”
的中介。
按照孟子的描述，解释的诸阶段是“志”
在语言中的显现过程的镜像，那么充分实现了的就是“文”
而非“志”
。
宇文氏认为这是后来活跃在该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的雏形，即所谓的“文”
指的是有文采的语言和书面语，是语言的完满的、最终的形式，而非普通语言的一种定形或变形。
宇文氏接着解释说，在“辞”
之前是“志”
。
通过仔细阅读，我们发现的不是“意义”
而是“志”
，即“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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