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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即肇因于；“到”
（to），即倒向；“在”
（in），即存留；“从”
（from），即跟从，如此等等。
连接词同样也是衍生出来的。
它们通常用以调节动词之间的动作，因此自身必然是动词。
在汉语里，“因”
（because）即使用；“同”
（and）即等同；“并”
（and）即平行；“与”
（or）即参与；“纵”
（if）即纵使、允许，一大群其他小品词亦均是如此，但这一现象在印欧语系中已无迹可寻。
另外，费氏还发现，在中文中，甚至代词也显露出动词性隐喻（verbalmetaphor）的奇妙秘密。
例如，在第一人称单数的几种形式中，手执长矛的符号是语气强烈的“我”
；五与口，是较弱的防卫性的“吾”
，是用语言赶开一群人；“己”
，一个自私而个人化的我；“咱”
，自（一个茧的符号）和一个口，即一个自我中心的“我”
，热衷于自我言说，这个表现出来的自我只用于自言自语时。
至此，费氏谈了汉字和汉语句子是表现大自然的行为和过程的生动速记图画这一特点。
费氏认为，这里已经体现出真实的诗，因为这些行为是可见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汉语不能表现不可见的，那么汉语就是一种贫乏的语言，汉诗就是一种狭隘的诗。
最佳的诗不仅处理自然形象，而且处理崇高的思想、精神的暗示和朦胧的关系。
大自然的真理一大部分隐藏在细微得看不见的过程之中，在过于宏大的和谐之中，在振动、结合和亲近关系之中。
中文以巨大的力和美包含了这些品质。
针对一般西方人“汉字能从图画式的书写中建起伟大的智力构造吗？”
的疑问，费氏认为，汉字以其特殊的材料，从可见进入不可见，这种过程就是隐喻，是用物质的形象暗示与非物质的关系。
（2）隐喻说与弦外之音说
诗歌不仅要以图画的形式反映自然栩栩如生的本来面貌，而且还要体现现象背后的真实与意义。
故此，费诺罗萨认为，虽然汉字所传达的动态都是直接可见的，但汉语并非一种贫瘠的语言，汉诗亦非一种狭隘的艺术。
恰恰相反，汉语和汉诗还能传达看不见的东西。
他认为言语的微妙性，即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之上。
抽象的词语，从词源学上来看，其古老的词根依然基于运动的层面，“但原初隐喻并非从任意而主观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而是依据自然界相关事物的客观联系而生成的”
[188]。
联系较之于其所连接的事物更为真实与重要。
费氏举例说，一根神经、一条电线、一条道路、一个票据交换所，都可以充当沟通的渠道，但这不只是类比，而是构造本身。
大自然为其本身提供了沟通的线索。
假如世界上没有足够的同源性（homologies）、交感性（sympathies）、同一性（identities），思维就会干瘪，语言就会束缚于明显可见的事物，那样也就不会有什么桥梁，借以从可见物的微小真理跨越到不可见物的重大真理。
接着，费诺罗萨更为明确地论述说，隐喻，作为大自然的揭示者，是诗歌的真正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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