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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威尔并不通晓汉语，只是凭借对诗歌的灵感而对注释材料进行再创造。
在将其翻译成英语后，再寄回艾斯珂处对照原文加以校阅润饰。
如此往复，这部诗集历时四年方付梓印行。
在《松花笺》前言中，两位译家强调了汉字之于汉诗诗意表达的重要意义。
洛威尔指出，她们在研究之初便意识到，汉字偏旁部首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远比通常所认识到的还要多。
诗人之所以挑选这一个汉字而非与其同义的另一个，无非是因为该汉字蕴蓄某种描述性的寓意；汉诗之意蕴正由于汉字结构中的意义暗流而得以充盈。
[202]她同时强调，“拆字法”
（character-splitting）只是帮助读者更准确地阐释原诗，并非孤立地对译这些偏旁部件。
在翻译过程中，只有当实在无法寻到合适的英文单词与汉诗原文对应时，她才将单个字符分析的结果纳入译文中，以保持原诗诗意的丰富与完整。
另一位译家艾斯珂亦持此论，但其对汉字作为诗歌媒介作用的认识，较之洛威尔更为深入，对“拆字法”
的运用也更为极端。
艾斯珂认为，对汉诗的研究不能忽略汉语的语言特征，汉字对汉诗创作所起的作用之大不可低估。
汉字字多音少，每个字有四声音调，而且还分平仄，若想在翻译过程中把原诗中那些汉字组合的韵律特征保持下来，转换成相应的英语的韵律是不可能的。
如果原诗中的某些东西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失去，则这些东西只能是表象而不能是其实质。
艾斯珂强调，汉字是表意的文字，换言之，汉语是图像的语言。
中国文化中有书法艺术，而西方没有，恰恰是由于汉字确实是表述完整思维图像的单独个体。
诗歌与书法在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中是互相依存的。
这种将诗歌艺术与绘画艺术结合成一体的文化现象，要求西方人在解读中国诗歌的时候不仅要高度重视其中每一个汉字的表情达意功能，更要重视它们组合之后的整体功能。
“汉字本身在诗歌创作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203]艾斯珂进一步解释说，汉字从结构上可以分为简单字符与复合字符两大类。
具有独特含义与用法的简单字符可以作为部件，有机地彼此结合，进而成为更复杂的复合字符。
各个部件作为独立的实体在组合中发挥它们或表音或表意的功能，表述复合字符不同层面的含义，最终和谐地表述出该字符的整体含义。
汉字独特的组合方式，为中国诗人建立了通往“个性诗意”
表达的途径。
所以，艾氏的结论是：“要充分把握诗人的意图，就必须具备分析字符的知识。”
[204]
艾斯珂的“拆字法”
，虽然和前文论述的费诺罗萨、鲍瑟尔等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提法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所强调的问题是一致的。
即首先将原诗中的汉字尽量逐一拆解，具体分析每一个部件的含义。
不同的是，费诺罗萨的汉字拆解是从诗学、美学的维度展开的，就此演绎出一套汉字诗学理论；鲍瑟尔干脆主张将诗句中的每一个汉字都视为一个“次级诗篇”
，逐一拆解，一一解释；而艾斯珂与洛威尔则更注重挖掘每一个汉字部件的含义，以及所有部件的组合对原诗整体诗意潜在的表达作用。
拆字法是艾斯珂与洛威尔解读汉诗的一个重要方法，虽然在其汉诗译文中能直接体现这一方法的地方不是太多，但她们的确为展现汉诗原有之神采与风貌，而运用了将汉字结构分析所得有机地融入译文的做法。
例如，两位译家对李白《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最后一句“白云堪卧君早归”
中的“早”
字进行拆解，将“早”
译为“WhenthesunisashighAstheheadofahelmetedman”
，即“当太阳升至有戴头盔人头顶那么高的时候”
。
单看“早”
字，其上有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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