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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英美汉学界的宋元“诗话”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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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论，中国传统诗论著作主要是以三种形态体现的。
一是载于诗歌、笔记、语录等，这是较为正式的诗论形式。
二是“诗话”
，虽非“高级”
的评论形式而易于流俗，但影响广泛。
三是专门的诗歌理论著作，数量相对不多，而且影响也往往不如前两者（如叶燮的《原诗》等）。
大规模的论诗之风实盛行于唐代之后，在此之前“诗学”
并不发达。
正如郭绍虞所言：“宋人论诗，较唐为盛……盖唐人重在‘作’，宋人重在‘评’，时代风气各不相同……然若就论诗著作之量的方面而言，则宋人所著实远胜于唐人。”
[1]
英美汉学界对中国独特诗歌批评形式“诗话”
的研究，可谓情有独钟。
例如，张舜英（Shun-ing）1984年的博士论文《欧阳修的〈六一诗话〉》（TheLiu-ishih-huaofOu-yangHsiu）[2]、施吉瑞（JerryD.Schmidt）所著《随园：袁枚的生平、文学批评与诗歌》（HarmoheLife，LiteraryCritidPoetryofYuanMei［1716-1798］）[3]，均将视角集中于此。
此外，林理彰、宇文所安、刘若愚、叶嘉莹等人也对之各有撰述。
之所以如此关注“诗话”
，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与中国的诗歌批评传统有关。
“诗话”
虽在历史发展中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化，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文体，仍有明显的风格和特征。
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后，“诗话”
实际已成为最重要的诗歌批评载体之一。
历代以“诗话”
为名的著作数不胜数，仅清人何文焕所辑《历代诗话》即收录27种（自梁钟嵘《诗品》至明人所著诗话），民国时期丁保福所辑《历代诗话续编》收录29种（唐代至明代），以作为对前者的补充。
中国诗话著作之繁多，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诗话通常都较易从某作者的文集中单独辑出，相对独立而成系统，不至于被笔记式的随感淹没，从材料收集的角度而言比较容易把握，可省去“大海捞针”
式的资料整合过程，比较适宜于搜猎与研究。
除诗话以外，成为独立论题的还有“论诗诗”
。
杜甫开此诗歌评论形式之先河，后人著作中，元好问的三十首论诗诗最为知名。
著名汉学家魏世德所著《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PoemsOeraryCriticismByYuanHao-wen）[4]，于这方面的研究颇具开创性，其研究模式和方法也在汉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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