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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再来看毛诗的评注。
尽管后来的学者都以为评注者用特定的意识形态对《诗经》进行了过分的同时也是不合原义的曲解，但是这在评注者自己那里事实上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出在后来的人们如何看待其评注的态度上。
以苏源熙的视角来看，注释的本义，具体而言即我们所说的毛诗的评注，主要的目的是要将原初的文本进行“主题化”
的操作，借之塑造一个守礼的理想之“王”
，从而生产出一个合理的“帝国”
的概念。
因此，对评注的判断就不应当局限于它离真实性有多远的距离，而是需要在将“言意”
剥离开来的前提下，首先关注它是如何运用“隐寓”
等修辞性手法来达到诠释之效验的。
如果我们不反对这样一种解释的存在，对真实性的辨认也就转化为一个“美学”
上的问题，或一个伦理上的问题。
继以毛诗的评注为例，具有最终申诉权的便是作为“元美学”
（meta-aesthetic）的“礼”
。
[221]于此情况之下，苏源熙所得出的结论与陆威仪、康奈利的论述是可以相互链接的（比如文本权威的想象性建构）。
正是这种延续不息的对经典的重新注释，使得原典的意义，甚至于“中国”
这样的概念的所属意义被不断地延宕，而不是像余宝琳等人那样将之固化在一个基础主义的概念上。
在此之后，苏源熙仍主要将中国传统书写与评注问题，包括早期汉学以来“他者”
的评注史及汉语书写语文学作为研究聚焦点之一，出版了《话语的长城与文化中国的他者历验》（GreatWallsofDisdOtherAdveurala）[222]一书，并与其他学者一起合编《汉字字形：书写中国》（Siinga）[223]，形成了一套较为成型的有关中国书写的多层次研究的言述模式[224]，可与其时其他一些汉学家在汉语书写史范围内所做的研究形成一种叉合性的互动。
3.在“历史”
中书写
以下的话题，几乎均被归在了由北美汉学界所发明的“早期中国”
这一带有“全史性”
的学术命名中[225]，以至于恰如柯马丁（MartinKern）所述，近年来急剧加速的学科跨域进程，使明晰地区分原有的学科界限变得很困难。
以文学为例，“严格地说，可以游离于早期中国研究的体系之外，并且可以清楚界定的‘早期中国文学’是不存在的”
[226]。
这种现象也已为上述研究所证明。
此外，则是在这一命名之中，近来两种趋势的激发已将“早期中国”
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同时也是前程叵测的境地。
这两种趋势，一是中国考古学在最近几十年的重大发现，二是在另外一些研究领域，如在经典学（包括各分支）、宗教学、圣经研究、近东研究或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等之中所产生的新的学术向路。
[227]从前者看，中外学者之间多有沟通与交流，并围绕着出土文献的发现一起举办过数次国际性的研讨会，在欧美多国也均涌现出一批以简帛文献等为专治方向的学者。
[228]从后者看，汉学领域也明显地受到了当代西学各路研究的影响（也可从许多汉学著述的引述中见出）。
然而最为突出的，并与本命题相关的现象之一，便是围绕“文本”
这一概念展开的多种探索。
“文本”
的概念在这一确定层面上处理的首先也是一种“文献”
，但已不同于旧的文献学概念，而是同时也被转义为文论意义上的“文本”
，被看作一个有所建构的对象；当然也不同于传统思想史、文学史等在进行内部自足式分析时所认定的意义载体，而是在被“书写”
这一命题重新照亮与激活的新的叙述范畴，即将文本置于一种在书写“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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