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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但是，这并不是《诗大序》最早的英译本。
理雅各之前的传教士，已经介绍并节译过《诗大序》。
例如，与理雅各有类似经历的英国传教士基德（SamuelKidd），在1841年已译出《诗大序》的主要部分。
[15]
19世纪至20世纪，《诗经》出现多种英译本，但是一般的译本都不会翻译《诗大序》，只有研究《诗经》的专著才会提供《诗大序》的英译。
理雅各在《诗经》译本中提供《诗大序》的英译，主要是为了更全面地提供中国经学的资料背景，而不是出于研究中国诗歌理论的需要。
正如周发祥指出：“很长一段时间，西方汉学界尚未形成真正的文学学术，中国文学理论只是作为经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附庸，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传到西方。”
[16]
《诗大序》之后的中国文论，最早的英译可能是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所著《中国文学史》中对《二十四诗品》的翻译。
翟理斯在书中提供了《二十四诗品》的完整英译。
[17]到了1909年，克莱默-宾的英译中国诗集《玉琵琶》（ALuteofJade：SeleTheClassicalPoetsofa）也将《二十四诗品》包含在内。
不过，克莱默-宾只翻译了其中纤秾、精神、豪放、清奇、冲淡、典雅、悲慨、绮丽、沉着、流动这十品。
[18]翟理斯和克莱默-宾翻译《二十四诗品》，并不是将其当作中国文论的重要作品，而是将其当作体现道家神秘思想的哲学诗歌来看的。
1922年，华人张彭春在美国文学评论杂志《日晷》上，发表了《沧浪诗话》中“诗辩”
和“诗法”
两部分的节译。
[19]美国当时的文学批评界权威斯宾加恩，撰写了一篇前言，认为这是中国文学批评著作的第一次英译。
据斯宾加恩所说，这篇译文是张彭春应其迫切要求而完成的。
之所以迫切，是因为《沧浪诗话》预示了“西方世界最现代的艺术观念”
。
[20]这可能是西方人第一次就文学理论本身来关注中国文论。
这种关注，深受当时美国文学批评界论争的影响。
斯宾加恩与白璧德分属论争的两端，前者提倡一种审美的形式主义，后者提倡一种新人文主义。
[21]而斯宾加恩正是在严羽的“别趣说”
中找到了自己理论的支持，所以称《沧浪诗话》预示了“西方世界最现代的艺术观念”
。
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到了1929年，这篇《沧浪诗话》的节译被单独抽出，与斯宾加恩的前言合在一起，在美国匹兹堡印刷发行[22]——而这篇英译，加上斯宾加恩的前言，总共才10页。
20世纪20至50年代，欧洲出现了陆机《文赋》、萧统《文选序》的法译和德译。
俄裔法国学者马古礼（Geouliès）在1926年出版了《〈文选〉辞赋译注》一书，其中有《文选序》和《文赋》的法译[23]，后于1948年出版修订本。
[24]奥地利汉学家赞克（ErwinvonZach）在马古礼译本甫出的次年，于《通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其翻译中的问题。
[25]后来，赞克独立完成《文选》中大部分诗文的德译。
[26]
这一时期的英语世界，则有伊丽莎白·哈夫（ElizabethHuff）于1947年全文译注黄节的《诗学》[27]，戈登（ErwinEsiahGordon）于1950年节译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萧统《文选序》[28]。
前者为博士论文，后者为硕士论文，影响不算大。
但是，相比之下，法语和德语世界关注的是作为文学作品的《文选》，英语世界则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中国文学理论本身，这与《沧浪诗话》的英译可谓桴鼓相应。
因此，20世纪50年代之后，英语世界对中国文论的翻译研究出现了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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