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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方秀洁阐发了性别理论中的性别主动力（genderagency）问题。
“主动力”
的术语其实也是文化研究作为对普遍性压力的抵制而创建的一个重要概念。
方秀洁认为，女性对自我形象的展示完全有可能是根据男性的欣赏角度来构建的。
女词人首先必须要考虑的，是使自己的描述符合词中女性的传统形象。
对于这种预期视野，方秀洁认为：“在一个女性被界定为从属于男性的文化中和社会中，女性的自我形象是男性所期望的那种形象的反射。
在文学中就像在生活中那样，女性已习惯于用男性看她们的眼光来看她们自身。”
[296]
方秀洁依据女性主义的性别主动力观点，详细分析了中国古代女性绝命诗这一文化现象。
方秀洁的论文《表意的身体：明清女性创作绝命诗的文化意义》（SignifyiheCulturalSignificeofSuicideWritingsbyWomeninMing-Qinga），集中探讨了社会性别制度和道德规范与女性的主动力之间的关系。
明清时期，在士绅阶层的提倡支持下，女性的写作“发展了（她们）不断增长的与写作相关的自我意识”
[297]。
方秀洁认为，女性绝命诗是女性自我表达自信心的一种主动力体现，是对整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水平的超越。
因为绝命诗体现的不是女性对其愚昧不知的臣服，而是她们基于道德的选择而实施的行为。
在《女性之手：中华帝国晚期及民国初期在妇女生活中作为学问的刺绣》中，方秀洁又以刺绣为例指明了女性如何在社会规定的性别角色之内找到属于自己的知识领域，并于有限的空间中发挥自己的主动力的问题。
最后，方秀洁从性别理论出发，阐明了中国古代才女的话语取向。
方秀洁对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局限于从女性作品分析女性的心态，而是以女性的文学话语为重点审视对象，力图通过分析女性在文学中的话语形态来反映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状貌。
在《性别与经典的缺失：晚明女性诗选》（GeheFailureofization：AnthologiziryieMing）中，方秀洁通过梳理女性姓名缺失—姓名留存—身份完备的变迁，说明了女性在当时文化中的话语身份变迁问题。
她认为，在女性诗选中，女作者名字由“某氏”
到全名记录甚或自标身世这种话语身份变迁，表明中国古代女性在话语选择上已经逐渐增强了自觉意识。
[298]
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方秀洁处，强调女性的主动力并不等于可以否认一种更为强大的结构力的存在。
在《词的角色与面具》（PersonaandMasksinthesongLyric）一文中，方秀洁细分出两种女性话语形态，一种是直接以女性的口吻表达爱与渴望的细腻敏锐的情感，另一种是作为观察者来描摹窥视中的女性形象。
[299]在《论词的性别化——她的形象与口吻》（EheLyric：HerImageandVoig）中，方秀洁认为，继宫体诗产生并流行之后，唐代诗歌中模仿女性口吻或表现女性形象的作品“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非性别化和‘普遍化’的诗学观念之上的男性创作”
[300]。
这种阴柔明丽的女性风格的男性创作之所以成为词的正统，是因为“它代表了雅文学传统中被压抑的性欲冲动的强劲却短暂的释放”
[301]，是在将女性风格引入诗、词文体中时对于女性的话语权的篡夺。
这直接造成即使是女性作家的词作中的女性形象，也是以男性的欣赏品位来加以描写的普遍现象。
“除了由无名氏创作、以第一人称女性口吻出现的民间歌曲，其作者性别尚难确定以外，词的演进大体上是按照男性词人的设想和实践来构造的。”
[302]在男性话语的长期笼罩下，女性缺乏进行复杂感情书写的“自己的话语”
，她们是“站在诗学以外的”
[303]，是“在一个男性主宰的传统中处于边缘的位置，却缺乏她们自身的传统与社群”
[304]。
由此可见，方秀洁的立论与高彦颐对女性主体权力和女性诗人在文化上独立属性的过度强调，仍有路径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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