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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的作品对快乐原则的信仰，与何心隐及李贽的思想有关，他对于文学个性化方面的关注则与李贽和袁宏道的思想有关。
这两种关系的交互存在并非基于简单的思想转换，而且李渔写作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取悦自身，使公众铭记其思想以名垂青史，亦在谋生。
李渔作品的雅俗程度和基本格调，是与其作为一个职业作家的身份以及其所受思想影响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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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栋非常认可韩南关于“才华小说”
的观念。
只不过他从中国文论抒情主义角度入手，依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通过区分中国小说发展过程中的意识、潜意识和前意识三个层面，从理论角度极大地抬升了中国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存在意义。
顾明栋认为，类比于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中国小说的内部发展可以概括为小说意识（fialscious）、抒情潜意识或前意识（lyriscious）、历史潜意识（historiscious）三种状态。
小说意识是一种追求分开的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审美驱动，竞争和仿效抒情诗歌与经典散文的欲求是一种抒情前意识，不停地对小说的审美形态施加塑型影响的是一种历史潜意识。
抒情主义和历史主义处于中国小说创作理念中的超我地位。
历史主义提供给小说的是一种必须遵守的现实实用原则，而由于抒情主义是一种伴随完美标准的自我理想，因此其为小说树立的是一种需要在小说中加以确认的理想模型。
[240]顾明栋认为，在小说中混杂诗歌和散文性叙事是中国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类似曹雪芹这样的作家，在小说中大量掺杂诗歌并不单单是出于保存和流传自己诗文的目的；类似《李翠莲》和《成佛记》这些“才华小说”
的作者，也并非是要故意在作品中炫耀自己的诗学知识和诗歌天赋，叙事中大量存在抒情诗歌的特征表明的恰恰是中国小说中存在抒情潜意识这一深层结构，存在一种抒情潜意识在深层结构里发挥作用的症候（symptomatic）。
[241]从其发现的这一“抒情潜意识”
名词出发，顾明栋建立了一个用以说明小说和抒情诗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顾明栋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小说中虚构这一表层结构和抒情这一深层结构是并存的。
这种结构存在形式对中国小说产生了一种看不见的影响。
恰如弗洛伊德所说的，被压抑的潜意识总是力图突破压抑而在意识中得到释放，作为深层结构存在的抒情诗，也可能通过超越历史压抑的藩篱和范型差异在小说话语中得以表现。
理解中国小说，就一定要揭示出中国小说本质性的诗性特质。
虽然浦安迪和高友工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都没有像顾明栋一样加以深度发掘。
顾明栋在他的研究著作中，从概念和批评的视野着力要说明的，就是构成中国小说深层结构的抒情主义如何成为推动小说走向艺术成功的重要力量。
这对于变革我们传统上关于诗与小说之间的雅俗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因为从小说的历史发展来看，小说中诗文的呈现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叙述向深层性的隐含使用的过程，小说的结构特质、情节、场景描绘、人物性格塑造以及叙述等，都逐渐隐含了诗文的影子。
这个演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抒情主义被挤压进入小说意识的深层结构，才可能成为一种抒情潜意识并发挥其持续性的审美影响。
顾明栋认为，小说和《诗经》写作的源头相同，早期的出身也是十分高贵的，都是源于人们即兴的情感表达，并被朝廷官员采集起来观察民众的意见。
但是由于孔子抬高了诗的地位而贬抑小说，小说逐渐被视为戏弄之作。
小说虽然有着和诗歌同等的出身，但是并未如诗歌一样被视为严肃的写作形式。
顾明栋认为，从权力话语的角度来讲，抒情的支配地位使小说在早期阶段并未发展起来，而是逐渐被视为一种不严肃的文学形式。
小说必然要通过对诗文传统的抗争与模仿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地位，在叙事冲动（narrativeimpulse）和抒情冲动（lyricimpulse）的纠结中，最终形成一种独立自足的权力话语系统。
叙事的快感最终克服了间歇的抒情冲动，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抒情的支配地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操控了抒情。
小说中这种被操控和驯化的抒情冲动被压制为一种创作意识而推向小说的后台，这种被压抑的抒情意识渐次沉化为中国小说创作的潜意识，并最终成为中国纯小说（purefi）深层结构的主要支柱之一。
抒情主义是诗歌的核心，而诗歌在宽泛意义上讲又是中国文学的核心所在。
抒情主义在诗歌和小说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抒情主义是诗歌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核心，在小说中则是处于无意识和潜意识的结构。
根据顾明栋的分析，既然小说和诗歌同源，并且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含有抒情的元素，那种简单地从雅俗的角度贬抑小说的做法自然就是不可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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