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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叙事的范畴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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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汉学家在对中国古代小说等叙事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贯穿了对叙事在中西两大文论传统中的理论界限和观念差异的理解，对因不同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差异所生成的中西叙事理论的范畴与边界做了较为清晰的厘定。
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东西方的思想结构不同，文化传统也不一样。
西方以“模仿说”
为核心思想，注重对外在世界的模仿，中国则以儒道思想为皈依，以“道”
为统摄，并生发出更多的言外之意。
在西方学者看来，整个西方文学的思想都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模仿说”
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虽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模仿说”
的解释不同，但是他们都趋向认同一点：文学是一种对更高层次的理念的模仿，因此也是“虚构”
的。
但是，中国的叙事则是按照另外一种规则进行的。
浦安迪在对东西方关于“文”
的概念进行界定时就指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讨论文学形式的起源时，乍看之下，似乎其所主张的概念与西方“模仿说”
有相同之处，但是“在更细致的探讨中，我们注意到，这个关于文学模仿的讨论，是用于对感官形象的空间排列与时间顺序的结构排列的说明，而不是指对作为一种类型化规范的人类现实的再现”
[225]。
也就是说，它是指向现实中固有的时间、空间之结构与排列的，而不是西方式的指向一种具有几层对应的超自然的抽象世界。
就此而言，西方早期的“行动的模仿”
的观念也是“无法用以清晰地界定中国文学用语中有关叙述的概念的”
[226]。
浦安迪所说的这种空间与时间排列顺序，也就是中国人认为的“道”
之秩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则与“原道”
“征圣”
和“宗经”
的传统相关。
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浦安迪后来从“原型批评”
的角度指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史文与神话存在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恰如希腊神话之于荷马史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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