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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德里达提出了“书写”
理论，并在《论文字学》（DeLaGrammatologie）一书中，认为没有文字就没有语言，文字造就并丰富了语言。
文字并不是语言的附属品，相反，是语言的创造者，并宣称“一切都是书写”
（alliswriting）。
[209]故而，刘氏也希望借助汉语的差异与优势，扭转西方“语音中心主义”
对汉语，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歧视，从而提升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地位。
新批评的代表学者理查兹认为，人类的语言可分为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而文学语言推崇多义性与含混性。
其弟子燕卜逊在《复义七型》中赋予“复义”
（ambiguity）一词以极高的审美意义，指出“复义”
这一含有多层意义的语言表达方式正是诗歌的根本所在。
刘若愚受到燕卜逊的影响，并援用后者的语义方法对汉诗字词丰富的语义层进行了结构性剖析。
刘若愚认为，与英语比较起来，汉语词汇的词义大多不是十分清晰和固定的，一个词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
关于这点，鲍瑟尔在《中国诗歌精神》中也曾引述翟理斯所编纂之汉英词典中的若干条目做过说明。
[210]只是在此，刘若愚更为明确地指出，这种现象对散文来说可能是一种障碍，但是对于诗歌来说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它有言简意赅之利，使人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尽可能地把数种含义都汇注入一个词中。
这样，读者就不得不去捕捉最有可能首先浮现于世人脑海中的那一层含义，然后才是次要的一层，并最终舍弃那些适合于别处而与文本无关的意义。
尽管类似情况也见于英语，但较之于汉学的表现法则有小巫见大巫之别，故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汉语最适于用来赋诗。”
[211]
具体而言，刘若愚对汉诗语言所做的“意义”
上的区分包括：其一，主导义（predominantmeaning）与暗含义（implis）。
当一个词的集中意义同时出现时，我们可以认为其中一种是主要的，其余的则属于它的暗含义。
其二，暗含义与联想义（assos）。
所谓“联想”
，指的是可以在我们头脑中与一个词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它既不是该词的一部分，也不是它的一种含义。
例如，由“桌”
联想到“餐”
。
进而，刘若愚运用上述区分考察了汉字使用中错综复杂的问题。
刘若愚的语言分析与他运用“六书”
来阐明汉字字形构造的做法一样，始终有论述上的侧重，即试图通过“纠偏”
而导以对汉诗的严肃客观的研究。
刘若愚所借鉴的当然是西方新批评的语义分析法，但仍然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汉诗诗语的特点，并能够将语言分析与文化传统分析联系起来。
例如，他对汉语语义层的详细划分就借鉴了燕卜逊的“型”
（symbols），而其所说的“主导意义”
也大致相当于燕卜逊所说的“主要的意义”
。
但是事实上，词语的歧义不仅来自文本语境，还往往与历史典故或文化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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