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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又因为他论诗主兴，郭绍虞认为：“他说，‘诗有四格，曰兴、曰趣、曰意、曰理’（《诗话》二），似乎‘兴’只是诗中一格，但由其论诗之语比合观之，即可知他所谓‘兴’，实在可以沟通格调与性灵二者之异。”
[36]周质平接受此观点，进而认为这种结合不仅预示了16世纪复古主义运动的前途，同时也预见了王世贞将形式主义和表现主义更统一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理论。
王世贞诗论比前辈李梦阳等人更灵活，也更注重直觉，其诗法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诗人内部，是个人灵感自然成长的结果。
王世贞晚年认为，“剽窃模拟”
是“诗之大病”
。
诗人只有不被古代作品束缚，方能成大器。
他不再将“经典”
局限于秦汉唐，而将宋代也归入其中，并对苏轼表示出极大尊敬。
因此，“对中国文学视域的扩大和对宋代及以后作品的重视，这二者后来都成为公安派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37]。
对“三袁”
影响最大的是李贽，其“童心说”
“代表了‘心’在通过经验与学习接受印痕之前的状态”
[38]。
周质平说，李贽并非“反智主义”
。
李氏说：“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理而反障之也。”
[39]所以，学习之目的在于保持童心。
“如果知识能够成为童心的补充，则知识能保护童心；如果知识遮蔽甚至取代童心，知识则是有害的。”
[40]若要保持“童心”
，文学创作就不可矫揉造作。
只有感情到了无法控制之时，诗人才可以写出好作品。
这并非排除技巧，李贽所反对的是过度追求技巧以至造作。
周质平认为：“李贽破坏偶像的哲学，对童心的赞美，对戏剧和小说的欣赏，文学研究的历史方法等，都预示并培育了文学写作中更个人化和更抒情化的风格的出现。”
[41]另一位公安派的先驱徐渭为袁宏道同时代人，虽然在徐渭死后四年袁宏道才知晓他，但徐渭的理论加强了他的文学信心。
徐渭认为感情是文学的本质，诗应该被定义为对感情的文字化，文学创作当以情为本，不可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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