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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画师黄媛介为代表的“谋生游”
，还是清初女子吴柏等人通过书信、诗词及钻研学问了解家外世界的“卧游”
，都表明闺秀超越空间限制的多种途径，因此才女文化的“空间”
兼具现实生活局限与精神世界的自由与广阔，直接促成了闺阁女性诗文表现的多元向度。
“良贱间的道德区分及相随而来的个体之人对家庭体系支配的征服，肯定是鲜有但又极富意义的例子，但它们却因某种共有的女子特征而变得黯然。
黄媛介与沈宜修、商景兰或柳如是之间的共同之处，并不是其丈夫的社会身份，而是她们对文学的共同献身和作为女性的她们所感到的共鸣。”
[290]在高彦颐看来，家内与家外的界限是流动与模糊的，“名妓在男性领地内的灵活性，是以依靠男性为代价的；其次，闺秀在女性领地内的自由和快乐，则承受着被排斥于众多公众活动之外的现实”
[291]。
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大多数女性不能选择住在哪儿的社会里，文学和文本的传递使区域间女性文化的锻造成为可能”
[292]。
高彦颐之外，加拿大汉学家方秀洁对女性文化的梳理也颇值得注意。
方秀洁1984年毕业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中国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现执教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东亚系教授、系主任。
作为叶嘉莹的学生，方秀洁将性别理论和词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除了她的《女性作者的自我：晚期帝制中国的性别、写作与主动力》（HerselfanAuth，andAgenLateImperiala）一书外，她还与钱南秀（QianNanxiu）、司马富（RichardJ.Smith）合著了《不同的话语世界：晚清至民初性别与文体的转变》（DifferentWorldsofDiscourse：TransformationseeQingandEarlyRepublia）[293]，与钱南秀和宋汉理（HarrietThelmaZurndorfer）合作编辑了中国女性研究的专刊《男·女：中国的男性、女性与性别》（NanNu：Men，WomenandGenderina）。
这本专刊从2004年发行至今，在汉学界的女性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方秀洁在文学研究中十分圆熟地借用了性别理论，从“主体性”
“主动力”
和“女性话语”
三个角度论证了“女性在争取权利、知识和权威时所采取的策略”
。
[294]
首先，方秀洁从性别理论出发，分析了中国女性本身的主体性问题。
在《女性之手：中华帝国晚期及民国初期在妇女生活中作为学问的刺绣》（FemaleHands：EmbroideryasaknowledgeFieldinWomen’sEverydayLifeinLateImperialandRepublia）一文中，方秀洁从女性主体性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的女性刺绣实践中的女性心态进行了深入剖析。
和其他汉学家直接研究女性文本不同，方秀洁借由和女性私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讨论了中国古代知识女性的主体性问题。
方秀洁认为，女性整体上总是受“专制、保守的儒家观念”
所局限，因此她提倡缩小视角，“从日常活动这一关键视角研究妇女的主体性，能够揭示妇女的经历及能动性的模式”
[295]，并可借此对女性自身感受与心态加以辨析。
方秀洁认为，刺绣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国古代女性的一种策略选择。
刺绣使中国女性与艺术联系在一起。
通过刺绣，她们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有限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中，女性以刺绣为媒介建立了与文学艺术等男性领域的联系。
女性在刺绣领域展示的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表明了她们争取社会对其学识修养认同的“主体性”
。
方秀洁十分强调女性视角、女性声音，但是也极力避免主观性的掺入。
在研究中，她靠史料的钩沉来广泛征引女性诗词、评论、书信、传记这些直接材料，也考查了专业性较强的《绣谱》，力求弥补材料过于主观的缺憾，尽可能多方面展示女性的生存环境与际遇，揭示其遭遇的文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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