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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叙事文体的发展遵循的一条“神话—史文—明清奇书文体”
[227]的发展脉络，中国古代小说体叙事结构所传承的原初神话的空间化形态，实际上是“先秦重礼文化原型”
和“殷商文化”
“把行礼的顺序空间化了，成为一种渗入时代精神各个角落的基本观念，因而也就影响到神话的特色”
[228]。
“中国神话倾向于把仪礼的形式范型，诸如阴阳的更替循环、五行的周旋和四时的交替等，作为某种总体的原则。”
[229]受此因素影响，后来产生的四大奇书所体现出来的叙事特点实质上也就成为“文人精致文化的伟大代表”
[230]。
总而言之，中国的叙述意识是根基于历史与现实的，不存在一个西方式的超历史与超自然的可加以“模仿”
的前设范式。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可参见浦安迪在《〈红楼梦〉的原型与隐寓》（ArdAllegoryiheRedChamber”
）一书中借助对中国是否具有西方式“隐寓”
这一话题所做的详细论述。
与浦安迪之论构成某种呼应，新生代华裔学者史亮也从对模仿的辨析出发，界定了中国叙事的范畴与边界。
在《重构中国传统小说的历史话语》（RestrutheHistoricalDiscourseofTraditioion）一书中，史亮指出，中国的小说创作不追求对外在世界的绝对模仿，而是在无限的趋近于现实的基础上表现更深层次的含义。
“中国古代并无模仿这一概念，所有的事实表述都和实用的语境相联系，西方模仿论所强调的那种‘真理’是被间接地暗示而非直接加以表现的。
至少在哲学的层面上，抽象的‘真理’的概念并不存在古典中国认识论的框架之中。”
[231]史亮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受中国哲学的影响极为深刻，尤其是道家思想中“道”
的观念，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强调文学创作中的缺失和不在场。
也就是说，文学不是对现实的直接模仿，而是在缺失中留下空白，以待阅读者去理解和补充，并在补充的过程中达到对道的理解和对真理的把握，立足于现实并超越现实，从而达到“得意忘言”
的效果。
有如绘画，画面是对现实的模仿，但不是绝对完全的模仿，而是在逼真的前提下表达一种意境或情怀。
他认为，中国文学中的“道”
和西方所强调的“真”
是不同的，中国的道并不产生超越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区别，也并不拥有某种形式。
恰因为如此，中国文学中没能形成一种类似于西方的模仿理论。
文出于道，且一直是道的一部分，文和道的这种存在状态使中国的小说不可能像西方小说一样声称一种超越的或更高的现实，而只能贴近历史和现实的表层，甚或逼真地描述历史和现实本身。
中国小说强调的是讲故事而非意义。
[232]中国文学中没能形成模仿理论，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本身拒绝模仿，中国小说评点中的“像极”
“活现”
“活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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