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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观点还认为,隐喻是语言的附加物,运用隐喻必然会牺牲语言的“明晰”
与“鲜明”
。
但费氏认为,就汉语而言,隐喻是直接存在于这些客观事物的“速记图画”
中的,是从“视见之物”
向“未见之物”
的过渡。
这实际是在表明:隐喻的存在未必会以牺牲语言的“明晰”
与“鲜明”
为代价。
费氏从历时性的角度探寻了隐喻的根基。
他说,经过几千年,隐喻进展的路线依然可以显示出来,而且在很多场合还保存在意义中。
因此,汉字的一个词,不像在英语中那样越来越贫乏,而是一代代地更加丰富,几乎是自觉地发光。
它被民族的哲学、历史、传记和诗歌一再使用,从而在其周围投出了一层意义的光环。
这些意义集中在图像符号周围,因积累而不断增加价值,这不是表音语言能够做到的。
在费氏看来,这种特殊诗歌媒介所构成的隐喻并不是孤立之物,而是还有某种能动的作用。
“诗歌语言总是振**着一层又一层的弦外之音,振**着与大自然的相似性,而在汉语中,隐喻的可见性往往把这种品质提高到最强的力度。”
[191]所谓“弦外之音”
(overtone),是指在诗歌主旨之外的某种意蕴、情调或者艺术效果。
费氏认为,汉字所赋予隐喻的可见性是弦外之音强烈振响的原动力。
例如,“日昇東”
(日升东)三个字中,左边有太阳在闪光,另一边,树木的枝杈遮蔽着太阳的圆脸;中间的日轮,则已升至地平线及附着物之上了。
整个气氛通过“日”
这个形象而浑然融合起来,恰似在主旋律之外响起了具有烘托作用的“弦外之音”
。
诗歌之所以胜过散文,主要是因为诗人选择了能够产生弦外之音的词语,将它们并置了起来。
费诺罗萨的汉字诗学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
他所提出的运动说、隐喻说以及弦外之音说,均给西方批评家与诗人以启迪,继之效仿并积极拓延者代不乏人。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虽然欣赏费氏为赞美、传播中国文化所做的努力,但对他的汉字论却不敢苟同。
原因是,费氏不按六书之法论字,凭空捏造汉字偏旁部首的意义,甚至还误以为汉字无字母语言所采用的形声法。
其实,费氏的汉字论醉翁之意不在酒。
正如他在此文开篇就指出的,他要讨论的主题是诗歌而非语言,但由于诗植根于语言之中,因而有必要从语言中寻找诗歌形式的普遍要素。
费氏在此试图表明,他并非想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论汉字,而是要从汉字的角度来论诗歌。
[192]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著名华裔汉学家刘若愚在绝笔之作《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Language-Paradox-PoetiesePerspective)中,一反原先的批判姿态,而对费诺罗萨大加认同的一个原因。
2.汉诗“拆字法”
研究
费诺罗萨的《作为诗歌介质的汉语书写文字》经由著名诗人庞德的鼓吹,成为20世纪初美国新诗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费诺罗萨着重探究汉字偏旁部首或基本笔画的意涵,再加上庞德在实践上的推波助澜,终于促成了西方汉学界对汉诗诗性的“拆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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