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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在讨论梁武帝统治时期的文学时，认为梁朝提供给诗人的和平稳定对中国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这实际上在文本表述方面说明了孙康宜文学观念的矛盾之处。
[146]高德耀（RobertJoeCutter）则明确指出孙康宜的研究中存在三个失误。
首先，她过高地评价了曹植通过文字表达内心深处感情的地位和影响，因为通过文字表达个人感情的诗作在曹植之前就普遍存在。
其次，因为诗赋之间相互影响的现象在建安时期就已经普遍存在，因此孙康宜通过并置诗和赋的风格来讨论谢灵运创作的独特性并不具有说服力。
最后，高德耀认为，孙康宜在讨论玄风和玄言时直接把新道家主义与玄学对译，缺乏严格的界定和诠释。
[147]
孙康宜的另外一部著作《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其中文版本为《词与文类研究》），分别选取了温庭筠、韦庄、李煜、柳永和苏轼几个代表性词人，概述了晚唐到北宋这一历史时期词体的演进与词人风格的变化。
在该书中，孙康宜注意到了通俗词的抒情性，并对其抒情技巧展开了讨论。
孙康宜认为：“敦煌抒情词最显著的技巧是：开头数句引介情境，亦即词人会用直截了当的短句抒**感或开启疑窦。”
到了唐代的通俗曲词，则“每每以直言披露情感，语调朴拙直坦”
。
这种风格直接影响了晚唐乃至宋代的文人词写作。
以韦庄为例，通俗曲词重感性的特征对韦庄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她认为韦庄的词对于感性的强调，使他“不但喜欢道出心中所思所想，而且也喜欢顺手导出读者的心绪。
直言无隐的修辞言谈一旦结合附属结构与直述词，作者就得敞开心扉，把意图暴露在众人之前”
[148]。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韦庄成功地把自己诗中的“个人情感与‘自传’细节转化为直接的陈述”
[149]。
孙康宜认为，这种逐渐揭露感性的词到了李煜这里，逐渐演化为对于个人情感的直接抒发以及对于心扉深处个人思绪的敞开。
这种个性情感的表达往往体现于李煜本人对“月”
“梦”
等意象的感性抒写。
他的词显得真而无伪，往往直抒胸臆。
不管是直言无隐的抒情企图，还是欲说还休的言传模式，李煜的各种风格特色都会涉及其坦然率直的根本修辞策略。
除此之外，李煜也十分喜欢“制造意象”
，以及使用明喻来表达感情的深浅，通过把人性加诸非动物而强调人类情感的特殊意义。
孙康宜认为，李煜最强烈的抒情大多出现于晚期，这时的抒情“叙述”
与“描写”
兼有。
“我所谓的‘叙事’与‘描写’，指的是词义‘外现’的风格，基本上和抒情的‘内烁’者处于对立之局。
抒情者会渐次强调经验的内化，非抒情者则会将生命客观化。”
[150]李煜晚期词作基于抒情感性的美学，而不是叙事的色彩。
孙康宜认为，李煜晚期词的“感性自我融会在过去的各种群己关系中。
在抒情的一刻，词中的自我每会观照生命灵视的意义，而词家所追忆的过往人际关系也跟着浮现，再度厘清眼前美感经验的基本价值。
他人虽然不过是个人的附属品，却也不仅仅是抒情时刻所回忆的对象，因为人我之间早已交织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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