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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谢灵运以一种对仗描写的手法准确地抓住了事物的精神，因此孙康宜高度评价谢灵运，认为谢灵运以“对应”
的方法漂亮地表达了中国人的生活精神意识。
最后，孙康宜认为，谢灵运擅长一种“描写现实主义”
（descriptiverealism）的手法。
谢灵运对自然界加以深刻描写、精心设色、直接观照。
具体来说，“谢灵运赋里的描写并不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而在他的诗里却有某种对于自然之瞬间‘感觉’（per）的强调”
[134]。
孙康宜对鲍照评价较高，认为他扭转了谢灵运留下的对仗描写的负担，是“有意识地在谢灵运所树立的眼界之外，去追求一种新的文学视野”
[135]的第一人。
“有意识地把他的感情投入他的视觉经验。
然而他不像陶渊明那样创造出某种象征性意象——如青松、流云和归鸟，恰似其自身固定的寓意物；他对变幻着的景物所能提供的隐喻义更有兴趣。
光、色、动作，都赋予他的视觉探求以想象力。”
[136]孙康宜在这里突出强调了视觉经验在鲍照描写中的重要作用，她认为鲍照这种基于典型描写模式基础之上的视觉手法，使他“能够专注于物的真正冲动，那使他有可能发觉生活内在联系的真正动力”
[137]。
孙康宜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出发，给鲍照这种动力之下所创作的作品加以“社会现实主义”
（socialrealism）的巧妙命名，同时指出，这种表层现实主义描写的背后是那种男子作闺音的强烈抒情。
鲍照在作品中把故事讲述、描写、戏剧对话等抒情方式强有力地混合在一起，最终实现了个人和社会的合二为一。
这样一来，“鲍照的诗歌已经成为外部世界与他个人世界之间的一条纽带：他最擅长在诗里反映他个人的经历，同时在生活的纷繁现象中将自己对象化”
[138]。
对于谢朓，孙康宜则通过梳理南齐名流圈子里的形式主义潮流，认为他是最优秀的诗人。
谢眺在抒情传统方面的贡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谢朓用沙龙体八句写成的作品具有像唐律那样分成三部分的结构形式。
在唐律中，“抒情的自我犹如经历了一次象征性的两阶段的旅行：（1）从非平行的、以时间为主导的不完美的世界（第一联），到平行的、没有时间的完美状态（第二联和第三联）；（2）从平行而丰满的世界，回到非平行和不完美的世界（第四联）。
通过这样一种圆周运动的形式化结构，唐代诗人们或许会感到他们的诗歌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抓住了一个自我满足之宇宙的基本特质”
[139]。
孙康宜认为，谢朓的作品恰恰是唐代这种新的抒情结构的开端。
另一方面，“谢朓通过对山水风光非凡的内化（iion），创造了一种退隐的精神，一种孤独而无所欠缺的意识”
[140]。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孙康宜把篇幅留给了庾信。
孙康宜认为，庾信的贡献在于创制了一种“形式现实主义”
的手法。
这种手法不仅是咏物诗的模式，也是宫体诗的模式。
“这形式上的革新，其实是支持当时所有转变时代精神的一种特的殊表达。”
[141]庾信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宫体诗的藩篱，他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强烈感情的方式非常接近陶渊明。
庾信北渡之后的诗歌，“开始看到一种可谓之‘广抒情性’（expandedlyricism）的新视点，其中两种主要的因素——‘个人的’和‘政治历史的’——很自然地合而为一了”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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