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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近年来热切呼吁某种“世界汉诗”
的写作，并以一种其本人所特有的方式建立起了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紧密关联。
宇文所安对于“作品的分析不一定要按照中国历来文学史家所限定的框架，也不一定要遵循现代文学批评家走惯的轨道……他们借鉴中国学者的观点，但立足点还是自己的感受”
[32]。
这完全出于他对中西文论差异性的深度体认之后的诠释策略。
因为这样做既可以使宇文所安借助西方文论之镜的烛照，也可以找到一个可以真正实现中西文论“互动”
的“山外之点”
，最终跳出中西文论各自的框限，形成相互参照、相互沟通、彼此增益的开放性建构。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宇文所安认为，东西方在宇宙生成论上存在很大分歧，这使东西方的人们对世界产生了不同的认识。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世界被认为是依照某一模型模仿创造出来的，事先假定了一个最高造物主或模型的存在；而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世界是由一个混沌的实体自然分化形成的，是非创造性的。
这种迥异的世界生成观最终导致了中西诗歌本质上的差异。
在被创造的世界中，诗人作为一个小的“造物者”
，与世界原初的造物者之间有着奇怪的联系。
他们引以为豪的独特性，与那种神的唯一性相仿。
而中国并不存在那种创造性的造物主，因此中国诗的诗人们并不充当类似的角色，不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只是参与到这个自在的世界当中。
由于从属于这个世界，他缺乏创造性诗人那种独立于世的神性气质。
那种存在于先验的和隐藏的设计中的模型，使诗人这一小的造物主有权制作虚构和隐喻。
这些低一级的创造物，其隐秘的意义只属于“造物主”
本人……诗人“造物主”
的这些创造，作为模仿总能够独立地与第一自然并列。
在非创造的世界，这种有意的创造是恶劣的，是一种欺骗：诗人关心的是可靠地陈述“是什么”
，要么是内在的经验，要么是外在的感知。
诗人的职责是观察世界的秩序，观察无数分化背后的模式，就像孔子一样“述而不作”
。
[33]
宇文所安在这里区分了创造性世界与非创造性世界，认为二者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前者，任何存在物或种类都由超越于个体之上的原初模型来定义，这一自主模型的观念贯穿于西方文明中的宗教、哲学，以及科学的大多数变化”
[34]。
西方宗教与哲学传统认为：“当上帝创造了天与地，光与天，鱼和家禽，以及每一种依照各自的类型而造的生物，对这些事物的规范就独属于他自己。
当这些生物繁衍生息时，他们只能复制最初的模型……天之所以是天，因为它是以那种方式创造的，地的所有属性都存在于最初的设计中。
人之为人并非在于人与走兽的区别，而是由于人来自一个神性的模型。”
[35]宇文所安指出，尽管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这一思想传统有所冲击，“尽管上帝可能会被不情愿地抛弃，但模型的观念却并不容易被代替”
[36]。
原初的神性消失了，但创生的模式并没有变。
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类的属性，都是“依照模型给定的，这种模型是神性的、进化论的，或仅仅是人类意志”
[37]。
在中国哲学“非创造性世界里，一个实体是由它与一系列相关物和对应物之间的差异来界定的；同样，一个整体就是两个基本对立物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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