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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伟认为评点的历史分可为三个阶段：先是可称为黄金年代的17世纪，然后在18世纪走向衰落，最后又经历了复兴。
在17世纪比较活跃的批评家有金圣叹、毛氏父子、张竹坡、汪象旭和黄周星，但是他们对索引和寓意的过度关注，也损害了小说评点的名誉。
到了第二阶段，18、19世纪对小说的评点和出版数量大大增加，但质量却严重下降。
由于续书和对经典模仿太多，除《红楼梦》《儒林外史》及其他个别著作外，大都属于粗制滥造之作。
陆大伟说：“续书和模仿，对其他小说的评论，由叙述者对虚构人物进行续写等成为小说评论的另一种形式。”
[30]虽然如此，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小说评点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评点家们不仅提示读者如何阅读小说，还承诺要教会他们如何创作，因此“小说的阅读和写作成了某种文学游戏，作者会把某些秘密留到最后揭晓，而对读者来说，要有能力从一开始就辨认出作者故意留下的某些线索。
这一方面可能导致过度写作，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过度解读”
[31]。
陆大伟认为，蔡元放代表了评点在17世纪之后走向平庸的倾向，并对17世纪所设定的文学观念进行了机械照搬。
到了晚清，随着印刷的机械化发展和读者群的增加，初期对连载小说的章评、夹评、侧评等也非常盛行，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带有点评的小说在杂志连载中的比重严重下降。
更重要的是，这些连载小说出单行本的时候，并未同时刊发那些点评。
陆大伟说，这使晚清评点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对理论问题不感兴趣。
其二，对小说主题和结构不感兴趣，更注重局部评点。
其三，作家的自我评点比重增加。
其四，阿谀奉承甚至自我吹嘘的倾向。”
[32]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小说批评形式取代了评点。
在整个20世纪，小说评点这种批评形式除了少数例外，已经无人问津。
但是私人评点仍然存在，最著名者有严复、汪精卫和毛泽东。
在“**”
期间，小说评点甚至被当作一种反抗严酷事实的形式。
毛泽东去世以后，即便有一些带有评点的小说出版，也要努力使这种传统形式适应现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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