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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阳修文论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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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刘子健对其博士论文《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1963）进行修订和翻译，以“欧阳修：11世纪的新儒家”
（Ou-yangHsiu，AEleveuryNeo-ist）为题出版，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后，艾朗诺的博士论文以“欧阳修的文学创作”
（TheLiteraryWorksofOu-yangHsiu）为题，于1984年正式出版[11]，并在“致谢”
中首先就说：“没有刘子健对欧阳修的生平与思想所做的杰出研究，就不会有这本书。”
[12]但是，在刘子健的著作中，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并非其阐述的主体内容，他更注重欧阳修政治方面的成就，在第七章才对其文学创作进行了集中评论，包括欧阳修在诗、文、词等各个方面的文学成就。
虽然对欧阳修的研究在北美汉学界也是一个时期的热点，但都与刘子健的著作一样，偏向在其生平与儒学思想的研究，文学思想研究则往往未受重视。
艾朗诺的著作以文、诗、赋、词四种文体为框架，对欧阳修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细读式的解析，并且对其文学思想有所探入。
另外，陈幼石（Yu-Shih）的《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实践》（TheLiteraryTheoryandPracticeofOu-yangHsiu）[13]虽篇幅不长，却以“文学理论”
为题，因此也可被纳入本课题的考察范围之中。
对欧阳修研究的重心多置于形式与内容、古文与时文的关系上，这与唐宋时期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
关系极其密切。
艾朗诺认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真正起源在于反对在科举中使用时文，而古文与时文的重要区别在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14]欧阳修不仅有意与石介、穆修等早期的古文家分道扬镳，也与韩愈的文学思想大不相同：他更注重内在的自我修养，认为这样就会使写作变得自然而毫不费力。
他由此而把讨论的重心从创作的过程和风格转移到作者的人格，而这一点被程氏兄弟和朱熹当作“新儒学”
（理学）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而详细阐发。
艾朗诺指出，欧阳修明确表示形式并非文章第一要义，精神和道德导向是人在世界上行动的前提。
在人能进行合理的理解和判断之前，要培养合适的精神状态；在写出好文章之前，要先培养内心。
[15]
在对欧阳修散文思想的研究中，艾朗诺以“时文”
和唐代的古文家韩愈为参照，而在诗学理论方面主要以“西昆体”
和唐朝重要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人为参照系。
“西昆体”
之所以成为古文家的批评靶子，是因为其内容多为“风云草木”
，没有多少价值。
艾朗诺认为，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家置换西昆体的策略有三。
第一种策略是贬低诗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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