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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也曾指出，白居易在给元稹的书信中所提及的关乎诗歌的几个原则，只是“记录下了儒家关于文学的传统观点”
，“并非原创，仅是对正统观念的再次表述”
。
[7]
刘若愚发现，唐代的作者通常以天文与人文的类比作为实用理论的宇宙哲学基础。
随着从文学形上概念到实用概念的这种转移，“道”
的形上概念也转移为道德概念。
例如，最有名的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明显地以道德意义阐释“道”
：“博爱之谓仁。
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晚唐时期，李商隐在实用论基础上生发出表现论。
李商隐在《上崔华州书》中说：“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
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
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颇为大胆的。
对此，刘若愚分析说，李商隐并不是在否认“道”
的道学解释，或者向文学宣扬“道”
的理论，而只是否认获得“道”
的唯一方法是研读古代圣贤的作品，而阐释“道”
的唯一方法就是模仿他们的文字。
由于贤臣每个人都能参与“道”
，且能将之自由地表现于作品中，“李商隐将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理论的要素引进文学的实用观里”
[8]。
他既赞同实用概念，也赞同表现概念，这可以进一步从另外一封信中获得证实。
他以显然是表现观的陈述开始这封信：“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
接着，在称赞《诗经》的诗人以及后世一些诗人，并将他们的作品比喻为音乐和刺绣之后，李商隐总结说：“刺时见志，各有取焉。”
这表明，李商隐认为诗的表现概念和实用概念都是正当的，而不是试图将这两者合并为一，或者曲解其中一个以适应另一个。
同时，他将诗歌比作音乐和刺绣，也暗示了他的理论中的审美要素。
用相类的概念解释唐代文学思想的还有倪豪士。
在《皮日休》（P’iJih-hsiu）一书中，倪豪士也认为皮日休对其他唐代诗人的描述性批评显示出了“实用主义”
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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