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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蒙田开明的思想和自由的见解（这两者并非总是完全相同）和他那经营鲱鱼生意的父亲与祖父以及有着西班牙与犹太人血统的母亲，这两者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经商的前辈对蒙田观点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
作为战士和政治家，他整个一生对宗教狂热者的盲信和偏执深恶痛绝，我想这一切都起源于离波尔多[10]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这样说，他大概不会感谢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们家早年做贩鱼买麦的历史都被从华丽的家族徽章中小心地抹去了，看不到一点痕迹。
他的父亲得到了“蒙田”
这项产业，如获至宝，并不惜投掷重金要将其培养成绅士。
蒙田刚刚学会走路，他的父亲就给他请了家庭教师，便在他那可怜的小脑瓜里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
六岁的时候，他被送往中学读书，十三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法律。
因此他还不到二十岁，便正式成为波尔多市议会的成熟议员了。
接着他参军了，后来又在法庭供职了一段时间。
直到三十八岁时，他父亲死了，他停止了手中的工作和一切外界活动，在他一生中最后的二十一年里，除去有一段时间违心地涉足政治外，其余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他的马匹、狗和书上面，并从中收获了不少东西。
蒙田是那个时代了不起的人物，但也免不了有几个弱点。
他从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情感和礼仪，这个鱼贩子的孙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他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不能释怀。
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坚持说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称自己是一个乡村绅土，只是偶尔在某些无聊的冬日，才草草记下一点略有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聊以打发时间罢了。
所有这些全都是无稽之谈。
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心、灵魂、美德和罪恶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能和不朽的达达尼昂[11]匹敌的开朗的绅士。
因为这心、这灵魂、这美德和缺陷都属于这个豁达大方、有涵养又和蔼随和的人，所以蒙田的作品远远超出了文学作品的范畴，这些作品已经构成了一部真实明确的生活哲学，它们以人们的常识和实际的日常礼仪为基础。
蒙田生来就是一个天主教徒，到死都是。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还曾是“天主教贵族联盟”
的积极分子。
这个联盟由一群法国贵族所组成，旨在将加尔文教驱逐出法国。
然而在1572年8月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当蒙田听到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欢庆成功地处死了三千名法国新教徒这一消息的时候，他便永远地离开了天主教会。
但是他也绝对没有加入另外的教派。
为了避免别人的饶舌也继续参加某些重大仪式。
然而自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2]的血腥之夜以后，他写的那些作品就如同马可·奥勒留[13]、爱比克泰德[14]或者其他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一样的好。
有一篇令人难忘的名为《论良知的自由》的文章，他在文章里使用的语气就好像是古时伯里克利[15]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16]的一个忠实的仆臣，他还以“叛教者朱利安”
为例，阐明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业绩。
那篇文章非常简短，只有区区五页纸，你可以在第二册的第十九章中找到。
蒙田见过许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所鼓吹倡导的绝对自由，事实上按照当时的情况，这种自由只会导致新的内战。
但是一经条件允许，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睡觉时不再把匕首和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了，那么明智的政府就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别人的思想，应该允许所有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心灵获得幸福的方式来爱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想法并且大胆将此观点公之于世的法国人。
早在1560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麦克尔·德·豪皮塔尔和多所意大利大学的毕业生（被怀疑与再洗礼教有染）就曾经说过，对异教徒只适宜用文字论战。
他提出这一令人惊讶的观点的理由就是，“良知就是良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靠武力可以改变的”
。
两年以后，他还促成了皇家《南特赦令》的产生，该法规定：胡格诺教派[17]有权召开自己的集会，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本宗教的事务；俨然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教派，而不是寄人篱下的小派别。
让·保丹，法国巴黎的一个律师，是一个令人非常尊敬的公民（这个人捍卫个人财产权，反对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18]一书中表现出的共产主义倾向），他的观点与次类似，认为君主无权用武力强迫他的臣民信仰这个教派或者信仰那个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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