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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拉伯雷一毕业，就成了“引人注目”
的人物。
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喜欢喝上等的美酒，也不是他喜欢讲那些僧侣同伴的有趣故事。
他所做的事情比这些更加糟糕，那就是他无可救药地迷上了邪恶的希腊文。
这消息一传到他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长那里，上司便做出了搜查他住所的决定。
在他的住所，他们发现了许多的违禁书籍，其中包括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还有一本希罗多德[4]的书。
这可真是个可怕的发现。
虽然他的那些朋友权大势强，但也是费尽周折，多方活动，才使他得以解脱困境，逃过一劫。
在教会发展史中，这一阶段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奇妙的阶段。
起初，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修道院是社会文明的先行者，僧侣和修女在促进教会利益方面付出了无法估量的努力。
不止一位教皇曾预料到，如果一个修道院的势力发展得太过强大，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但是，和以往一样，明明所有人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最终却还是什么也没有做，迟迟不见有所行动，其结果就是任其越发壮大。
在新教徒中似乎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天主教会是个稳定的组织，该组织由少数傲慢的贵族平稳地、自然而然地把持着，内部不应该有任何动乱；而其他所有由普通平民组成的组织则必然与内讧如影随形。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也许正如前面提到的一个原因，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有可能是因对某一个词的错误解读而造成的。
在一个热衷于民主理想的世界，很容易就会被一个“一贯正确的人”
的观点给吓唬住了。
因此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流行的观点和说法，“一个庞大的组织，假如只是一个人说了算，而其他所有人只需跪下来高喊‘阿门’表示服从，那么管理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对一个在新教国家长大的人来说，要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形成一个正确、公正、全面的理解和认识，那真是难上加难。
然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教皇“一贯正确”
的言论就像美国的宪法修定案一样，少之又少。
此外，重大决策的形成，总是要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而做出决定之前的最后那场争论，常常会动摇教会的稳定。
因此，通过这样的程序而产生的决议或宣言是“一贯正确”
的，正如同我们的宪法修正案也“一贯正确”
一样，因为它们是“最终”
的决议，一旦明确地写进了国家的最高法律之中，那么其他任何争执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一切都到此结束。
如果有人声称，要统治管理美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发生了什么紧急状况，所有的人都会坚定地站在宪法的一边，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
这无异于就是在说，既然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有关信仰的重大问题上，都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那么，他们一定是一群温驯的羔羊，心甘情愿地把拥有自己独特想法的权利都放弃了。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居住在拉特兰教堂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就大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是，只要对最近一千五百年来的历史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事情恰恰相反。
那些主张宗教改革的人，常常会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映，罗马当权者对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5]满怀仇恨谴责的那些罪恶似乎全然不知晓。
由于他们过于追求美好的事业，其实他们自己才真正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者看问题有失公正，不能处理好他们对美好事业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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