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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资本利得税只有在你出售股票并且卖出的价格超过你买入的价格时才需要缴纳。
因此，是否缴纳资本利得税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可以选择的。
投资者既可以选择卖出股票并对获得利润的部分缴纳资本利得税，也可以选择不卖出股票从而不缴税。
由于存在资本税收，所以，投资者在投资中需要将税收考虑在成本之内，追求税后收益的最大化。
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公司1989年的年报中，对长期投资由于节税而产生的巨大收益进行了详细解释。
“大家可以从资产负债表上看到，如果年底我们一口气将所有的有价证券按市价全部出售，那么，我们需要支付的资本利得税将高达11亿美元，但这11亿美元的负债真的就跟年末后15天内要付给厂商的货款完全相同或类似吗？很显然并非如此，尽管这两个项目对经审计的资产净值的影响是相同的，都使其减少了11亿美元。
另外，由于我们很大程度上根本没有抛售股票的打算，政府就没有办法征收所得税，那么递延所得税的负债项目是不是毫无意义的会计虚构呢？很显然答案也不是。
用经济术语来讲，这种资本利得税负债就好像是美国财政部借给我们的无息贷款，而且到期日由我们自己来选择（当然除非国会更改为在交易之前就征税），这种‘贷款’还有另外一些很奇怪的特点：它只能被用来购买个别股价不断上涨的股票，而且‘贷款’额度会随着市场价格每天的波动而上下波动，有时也会因为税率变动而变动。
事实上这种递延所得税负债有些类似于一笔非常庞大的资产转让税，只有在我们选择从一种资产转向另一种资产时才需要缴纳。
实际上，我们在1989年出售了一小部分持股，结果对于产生的2．24亿美元的利润，需要缴纳7600万美元的转让税。”
让我们来看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让我们想象一下，伯克希尔公司只有1美元可用来进行证券投资，但它每年却有1倍的收益，然后我们在每年年底卖出。
进一步想象在随后的19年内我们运用税后收益重复进行投资。
由于每次出售股票时我们都需要缴纳34％的资本利得税，那么，在20年后，我们总共要缴纳给政府13000美元，而我们自己还可以赚到25250美元，看起来还不错。
然而要是我们进行了一项梦幻投资，在20年内翻了20倍，我们投入的1美元将会增至1048576美元。
当我们将投资变现时，根据35％的税率缴纳约356500美元的资本利得税之后，还能赚到692000美元。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投资结果差异，唯一的原因就是纳税的时机不同。
有意思的是，政府在第二种情形下得到的税收与第一种情形下相比约为27：1，与我们在两种情形下的利润比例完全相同，当然政府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等待这笔税金。
巴菲特提醒投资者说：“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因为这种简单的数学计算结果就倾向采用长期投资策略。
事实上，通过更频繁地从一项投资转向另一项投资，我们还可能获取更多的税后利润。
许多年之前，查理和我就是这样做的。
但现在，我们宁愿呆在原地不动，虽然这样意味着略低一些的投资回报。
我们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深感美妙的业务合作关系是如此宝贵又令人愉快，以至于我们都希望继续保持下去。
做这种决定对我们来说非常容易，因为我们相信这样的关系一定会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投资成果，虽然可能不是最优的。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除非我们思维不正常，才会舍弃那些我们熟悉的、有趣的且令人敬佩的人，而与那些我们并不了解而且资质平平的人相伴。
这有些类似于为了金钱而结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错误的选择，尤其是一个人已经非常富有却还要如此选择时，肯定是精神错乱。”
4．股票市场并不需要交易活跃
股票市场的讽刺之一是强调交易的活跃性。
使用“交易性”
和“流动性”
这种名词的经纪商队那些成交量很大的公司赞不绝口（这些不能填满你口袋的经纪商很有信心能够填满你的耳朵）
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公司1983年的年报中，详细讨论了股票频繁交易带来的巨额的交易成本以及股东财富的惊人损失。
例如，请你考虑一家净资产收益率是12％的公司。
假定，其股票换手率每年高达100％，每次买人和卖出的手续费为1％（对于低价位公司来说手续费要高得多），以账面价值买卖一次股票，那么，我们所假设的这家公司股东们总体上要支付公司当年资产净值的2％作为股票交易的成本。
这种股票交易活动对企业的盈利毫无意义，而且对股东来说却意味着公司盈利的1／6通过交易的“摩擦”
成本消耗掉了。
所有这些交易恰似一场代价相当昂贵的抢椅子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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