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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以来，情形却不同了。
政府的政策能见谅于这一班居于直接指导地位的中年人，却又不能见谅于他们所指导的青年人。
青年人开始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学校，不信任他们的直接指导人。
中年人和青年人间开始有了冲突，这冲突逐渐尖锐化，到一二九时期，达到了最高峰。
主要的原因是双方政见的歧异。
中年人和青年人的对立便是从这些日子起的。
在这种局面之下，青年人一面利用他们的强固的集团组织从事救亡运动，一面也利用这种组织的力量，向学校作请求免除考试等无理的要求。
青年人集团组织的发展，原是个好现象。
但滥用集团的力量，恃众要挟，却是该矫正的。
困难便在这里。
青年集团的领袖人物，为强固他们的集团起见，一面努力救亡工作，一面也得谋他们集团的利益；这样才能使大多数青年都拥护起集团来。
集团的性质似乎本来如此，不独青年集团为然，这需要矫正和诱导；但若因为矫正和诱导的麻烦而认为集团力量不该发展，那却是错的。
这种矫正和诱导确是很困难的，那时青年人既不信任学校，却不能或不愿离开学校。
在他们，至少他们的领袖的心目中，学校大约只是一个发展集团组织的地方，只是一个发展救亡运动的地方。
他们对于学校的看法，若果如此，那就无怪乎他们要常常蔑视学校的纪律了。
在学校里发展集团组织，作救亡运动，原都可以；但学校还有传授知识、训练技能、培养品性等等主要的使命，若只有集团组织和救亡运动两种作用，学校便失去它们存在的理由，至少是变了质了。
这是居于直接指导地位的中年人所不能同意的。
他们去矫正和诱导都感觉不大容易；即使有效果，也是很小很慢的。
因此有些人便不免愤慨起来了。
抗战以来，青年人对于政府，至少对于最高的领袖，有了信任心，对于学校和指导他们的人，也比较信任些。
中年人和青年人的对立，似乎不像从前那样尖锐化了，可是政见的歧异显然还存在着。
这个得看将来的变化。
政府固然也可以施行一种政治训练，但效果不知如何。
现在居于指导地位的中年人所能作的，似乎还只是努力学术研究，不屈不挠地执行学校纪律，尽力矫正和诱导青年人，给予他们良好的知识、技能和品性的训练。
将来的社会、将来的中国是青年人的；他们是现在的中年人的继承者。
他们或好或不好，现在的中年人总不能免除责任。
所以无论如何困难，总要本着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
，“不知老之将至”
的精神作去。
哪怕只有一点一滴的成效呢，中年人总算是为国家社会尽了力了。
载1939年4月1日《青年公论》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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