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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
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
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
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
。
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
的作品。
《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
是“人之大欲”
之一，“官逼民反”
，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
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
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
“诲**”
“诲盗”
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
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
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
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
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
，不用说农工大众。
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
他们提倡“大众语”
运动。
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
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
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
“通俗化”
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
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
的局面。
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1947年10月26日作
（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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