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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
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
,要不“失节”
。
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
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
,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
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
或称为“读书人”
,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
。
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
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
“躬耕”
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
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
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
这已是气重于节了。
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
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
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
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
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
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
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
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
或所谓“读书人”
,而变成了“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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