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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宽松的言论空间当然只是相对的，如果在租界反政府、反体制的言论太过分，中国政府不会容忍，也有权力与租界当局进行交涉。
所以怎样拿捏剑走偏锋的言论而又不使朝廷太愤怒，怎样能大幅度提升报纸发行量而又不惹来政治麻烦，这确实是对报人智慧的重大考验。
章士钊接手后，特别是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的文章发表后，《苏报》发行量直线上升，陈范心中暗自高兴。
然而到了6月7日，当《苏报》开始连载《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之后，陈范似乎觉得有点出格，向章十钊表示《苏报》上的言论如果过于出格，那不是自取灭亡吗？
面对陈范的忧虑和指责，章士钊深感不安与愧疚，他原准备迅即辞职，让陈范另请高明，不料陈范在一天之内态度发生根本转变，支持章士钊放胆高论。
陈范为什么会在一天之内发生惊天大逆转呢？原来他在这一天遇到了孙中山，孙中山答应在经济上为《苏报》提供赞助，提升效益。
孙中山是举国周知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支持《苏报》，那么《苏报》发表一些革命的言论有什么不妥呢？
有了陈范的这个转变，《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连续刊发激进的政治论文，名声大噪，影响日增。
遗憾的是，《苏报》不仅由此引起清廷高度关注，危险步步逼近，而且更重要、更难堪的是，陈范遇到的什么孙中山，原来是个假的，他的真名为钱宝仁，是混迹于上海滩的小流氓，他谎称支持陈范、帮助陈范，只是想从陈范那里骗点钱。
《苏报》刊发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革命军》同一天，正在上海的工部大臣吕海寰就敏锐感觉不对，再结合张园的系列演讲，吕海寰提醒江苏巡抚恩寿不可掉以轻心，建议密拿蔡元培、吴稚晖、钮永建和汤尔和四人。
吕海寰的建议背后或许有个人恩怨，但这个建议对两江总督魏光焘来说，无疑相当被动。
这儿是自己的辖区，竟然发生反政府、反朝廷的事情，于是他在6月20日向朝廷上了一个密电，建议查禁上海爱国会演说。
毫无疑问，魏光焘希望化被动为主动。
对于魏光焘的报告，朝廷迅即批转外务部。
外务部在第二天根据魏光焘的建议向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下达严密查拿的指令。
根据朝廷指令，两江总督魏光焘于6月26日委派江南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专程前往上海，会同上海道台与领事团交涉，要求租界当局协助捕拿蔡元培、章太炎等人。
俞明震曾经在甲午战争中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为台湾民主国的创办人之一，因而其思想比较开明，爱惜人才。
他知道这些所谓反朝廷、反体制的青年，其实热心爱国，都是希望国家进步，只是朝廷政治改革太滞后，遂引发这些激烈的言论冲突。
像章士钊原本就是他在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其子俞大纯不仅是章士钊的朋友，而且与吴稚晖、钮永建、汤尔和都有不错的关系。
因此据说俞明震此次主动请缨前往上海协查，在某种程度有设法保护人才的意思。
而魏光焘能够同意俞明震的这种处理方案，除了认同俞的分析外，当然也有大事化了，小事化无的意思。
根据这样的思路，俞明震抵达上海的当天晚上，就约见吴稚晖，以委婉的口气暗示朝廷严厉查处意图，这显然是希望吴稚晖向相关涉案人员透露，未抓先惊，最好各自逃走，大家都相安无事。
鉴于租界特殊的情况，清廷和魏光焘等直接处理此案的相关人员应该都有这种意思，如果能够将这些政治激进主义分子从租界、从上海赶走，流亡海外，就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所以此次查案就显得很奇怪，朝廷的秘密指令竟然被《中外日报》6月27日发表，而具有官方色彩的候补道陶森甲、俞明震、蒯光典等都曾先后来到爱国学社，劝告蔡元培等人注意言论尺度，不要太出格，以免让朝廷抓住辫子惹来麻烦。
魏光焘、俞明震等人的用意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吴稚晖、蔡元培、章士钊、陈范等能跑的都跑了，他们期待像过去各次一样，躲过了风头，一切如常，关键是要逃过风头。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人不信邪，比如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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