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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国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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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愤而辞职，除了东三省的工作根本推动不了这一原因，可能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宋教仁被杀。
宋教仁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也是议会政治的热情参与者。
面对第一次国会选举，宋教仁信心百倍，南北奔波，东西奔走，就像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一样，到处去争取选民、争取选票，应该说在当时宋教仁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就这一步之遥却永远阻断了宋教仁的议会梦，甚至阻断了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和梦想。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身亡。
这对中国人，特别是南方革命党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促人猛醒。
宋教仁被刺后情形
宋教仁被刺时，章太炎还在东北，他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认为宋教仁被刺肯定是一个政治谋杀，而指使者就在北京。
他虽然不能肯定这件事与袁世凯有直接关系，但他相信刺杀宋教仁的主谋一定是北京的“佞臣”
。
章太炎呼吁舆论界主持正义，揭露真相，认真监督，追究真凶；对于南方革命党人，章太炎竭诚呼吁惟有各党中革命人才纠合为一，辅以学士清流，介以良吏善贾，则上不失奋斗向上之精神，下不失健全之体魄，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问题或许能够找到出路，或许能够平稳度过“宋案”
带给中国民主政治的困扰。
基于这些判断与考虑，章太炎于“宋案”
后离开东北赶赴上海，与国民党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一笑泯恩仇，接受孙中山对“宋案”
的判断，认为当时中国政治上最严重的问题还是腐败与专制，中国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与专制，如果继续容忍这些“国病”
于中央，那么什么民国，什么共和，其实只是一块空招牌，民主共和依然是一场空想、一场梦。
章太炎能够接受南方革命党人的判断，承认宋教仁血案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犯罪，而是政治谋杀，而且这个谋杀的主谋一定来自北京。
这是章太炎与孙中山等人判断相似的地方，只是章太炎在没有更明确的证据时，他没有像孙中山那样坚定地将矛头指向袁世凯。
章太炎似乎认为，“宋案”
的直接受益者或许是袁世凯，但袁世凯的政治智慧使他不会这样愚蠢、这样笨，所以章太炎对北京的指责略有分寸，留有余地，只是说这些事情都是那些“佞臣”
所为。
这些“佞臣”
，据章太炎的说法就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参谋本部次长陈宦、拱卫军司令段芝贵和国务总理赵秉钧所谓“四凶”
。
《真相画报》刊登的刺杀宋教仁的有关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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