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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政府里的诸公爱国家不如爱自身，爱自身之人格尤不如爱自身之性命，所以对“九一八事变”
之后的中国前途，章太炎不乐观，他和政界、知识界许多曾经名噪一时的人物一样，逐渐将视线转向民间。
1932年初，章太炎和熊希龄、马相伯、张一麟、朱庆澜、赵凤昌、温宗尧、李根源、赵恒惕、章士钊、黄炎培等60多人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
，呼吁国民政府捐助一切，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
明确警告国民政府如有难言之隐，形格势禁，竟无如何，则宣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其实就意味着破产了，就应该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
稍后，章太炎又与张一麟、沈钧儒等联名通电国民，认为东北义勇军在政府几乎袖手旁观的情形下奋起抵抗，胜则如墙而进，败则尽室偕亡，所谓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者，与此可见。
为了保护这些义勇军，章太炎等人呼吁全国智勇之士，共起图之，救援尚在辽西一带英勇抵抗的东北义勇军。
当东北的战争还没有眉目时，日本军队又在上海发起了新的进攻。
为了躲避战火，也许还为了鼓励退至关内的东北军奋起抵抗，章太炎于1932年2月离开上海，前往北平，访问绥靖主任张学良，以及名将吴佩孚，代东南民众呼吁东北军出兵。
东北义勇军对日作战
在北平，章太炎还向报界公开表达了自己对中日战争以及国民党以党治国等问题的看法。
章太炎认为，最近两年，政情不安，外侮逼至，东北首先沦陷，淞沪又落敌手，政府当局意志散漫，迄无一定之计划。
军事一部分，关涉国家秘密，当然不能发表。
但对外方针，无论如何，都必须昭告国内国外，庶军民知说遵循，而各国亦可综而为力。
乃至淞沪抗战发生后，因首都南京感受威胁，于是西迁洛阳。
为谋抵抗不得已而出此，民众当无多少不同看法。
但国民党二中全会议决以西安为陪都，则对外恐陷于示弱。
章太炎指出，对于日本的侵略，中国惟有奋起抵抗一条道路可走，不战则无路，惟坐而待亡。
战胜无论已，即便不幸失败，中国亦可因这个失败而转换国际社会的视听，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给予必要的同情和援助。
现在，国际社会之所以表现乏力，中国之所以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活动广泛同情和支持，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大方针上犹豫不决，国际社会弄不清中国政府的真实态度。
在谈到国民党以党治国政治方针时，章太炎明确表示反对。
他认为国民党一党专制使其统治基础越来越小，国民党党内人才太少，比如外交界继续活跃着的施肇基、顾维钧等人，其实都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之前的人才。
现在国难如此严重，国民党必须自我反省，必须向各党派开放政权，吸纳人才，使政府的统治力日渐强大，方能带领全国人民摆脱危机，拯救国家。
当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时候，章太炎是坚定的抵抗主义者，没有丝毫退让。
他坚决反对日本人策划的什么“满洲国”
，并身体力行从学术上论证东北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对于国民政府召集的国难会议，章太炎也不愿认同，认为是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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