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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批评《通史》、《科录》不具特色而缺魅力。
刘知幾的结论是，通史一类的著作，“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也”
。
“《史记》家”
几乎毫无可取之处了。
不过《史通·二体》在分析纪传、编年二体各自的长短时，因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固不能不论及《史记》的“长”
与“短”
。
然而，对于《史记》作为通史的长处和价值，刘知幾的评价，似还不如班彪、班固父子来得慷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知幾对《汉书》是极力推崇的。
他认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
：如《尚书》记周事，却仅仅写到秦穆公助平王东迁；《春秋》述鲁史旧文，止于哀公；《竹书纪年》还没写到魏亡，《史记》只论及汉初。
在刘知幾看来，这些皆非断限整齐之作。
而“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
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30]。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刘知幾对《史记》的批评，还是他对《汉书》的推崇，都着眼于“史法”
，即着眼于它们的形式和内容，而很少涉及它们作者的撰述之旨。
刘知幾对“包举一代”
之史的推崇，除史学的原因外，还有社会原因，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皇朝史撰述的重视。
从这一点来看，刘知幾对断代为史的肯定，是有其史学的和社会的合理性的。
刘知幾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之处，是过分夸大了这种合理性，从而排斥了通史发展的可能性，以致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班、荀二体（按指《汉书》、《汉纪》），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31]。
这个见解，限制了刘知幾对未来史学发展的积极的设想。
在刘知幾以后，大致从中唐时期起，通史撰述呈复兴的趋势，出现了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等多种体裁的通史著作。
著名的典制体通史《通典》，就是这个时期问世的。
北宋，又有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巨制的产生，影响之大，不在《史》、《汉》之下。
于是，史学家对通史之作也就有可能提出新的理论上的认识。
南宋史家郑樵撰纪传体通史《通志》，其《总序》是一篇阐释“会通之义”
的宏文。
序文从“百川异趋，必会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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