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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文化心理，在各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也不只是表现在某一个方面的现象，它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反映。
隋唐时期，“天下一家”
的观念的提出和发展，同这种历史文化心理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唐高祖的《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的《修晋书诏》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强调自黄帝以来的历史发展的古老性和连续性，所谓“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
，“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
，就是不仅看到了历史的古老，而且看到了历史的连续。
这是对《史记》、《汉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个特点，是对南北朝时期南、北诸多皇朝作同等看待而不强调、渲染华夷之别，认为各朝史书的撰成，都有“激一代之清芬”
、“备百王之令典”
[164]的价值。
唐代史家撰《周书》，称北周皇室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
[165]。
《周书》还认为，稽胡是“匈奴别种”
，库莫奚是“鲜卑之别种”
[166]。
唐代史家撰《隋书》，其论周边少数民族，认为“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
，“室韦，契丹之类也”
[167]。
它还认为，“吐谷浑，本辽西鲜卑徒河涉归子也”
[168]。
在唐代史家看来，这许多民族的由来，都可以追溯到炎黄二帝。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大多继承了《史记》的传统，上限都要从黄帝讲起。
如马总撰《通历》10卷，起“太古十七氏”
、“中古五帝三王”
，下迄于隋，“粗述君臣贤否”
。
又如姚康撰《统史》300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
[169]。
《统史》已经失传，《通历》今存后7卷。
它们说的“太古”
、“五帝”
、“开辟”
云云，人们可以有很多挑剔，但它们却反映出了炎黄观念影响的久远与深入。
《通典》所记历代典章制度、前人论议，“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
[170]。
在唐人看来，“上自黄帝，至于我唐”
，这跟司马迁说的“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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