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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认为，“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
，“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81]。
“势”
之必然之为“势”
者，便是“理”
，“理”
与“势”
是一致的。
从王夫之所解释的“势”
同“理”
的关系来看，“势”
是“理”
的形式，“理”
是“势”
的本质。
他以此来认识历史，来评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认识历史和评论史学之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
如前所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古代史家早有认识。
尤其是《史记》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显示出对于形形色色的人的活动及其作用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中国史学之历史观念的发展上占有突出地位。
其后，虽然有的史家在考察重大历史事件时，固不排除“天之所赞”
，但已把“人谋”
摆在首要地位[82]。
类似这样的认识，在史学上可以举出不少来。
柳宗元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在理论上和政治思想上都是有意义的。
柳宗元把分封制的实行视为一个自然过程，但并没有无视人的作用。
《封建论》中包含了“圣人”
因势制宜的思想，也包含了“圣人”
无法改变“势”
的思想，只是没有充分阐述罢了。
苏轼关于“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
的思想，可看作是对柳宗元《封建论》的一个补充。
柳宗元对人在历史变化中的作用，是有卓越的认识的。
他在提出以“势”
作为“圣人之意”
的对立面的同时，还提出了“生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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