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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针对《汉书·天文志》说：“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
“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齐之，必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
叶适所说的“天道”
是指自然现象而言，认为不应备求天道而废人道。
他主张充分考察“人道”
的作用，这跟他的功利思想是一致的。
叶适批评了这样一种史学现象：“《春秋》记星异，《左氏》颇载祸福，其后始争以意推之。
……今班氏所志，有其变而无其应者众矣，况后世乎！”
[58]对此，他跟刘知幾一样，也提出了“学者之所慎也”
的忠告。
叶适根据《隋书》卷六九所记王劭、袁充事发表评论说：“谶纬之说，起于畏天而成于诬天。”
王劭大讲“五月五日”
、“五龙”
、“五帝”
、“五王”
以附会五行，证明隋朝代周“合天数地数”
，“有天命也”
。
叶适批评说，“五事人之所为，无预于五行，学者之陋一至于此”
，真是“又甚于谶矣”
[59]王劭在隋朝掌国史多年，卒无所成，这与叶适所批评的不无关系。
叶适在历史观念中于“天人之际”
问题上的理论贡献，是他提出了这样的论点：
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
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此亦古圣贤之所不道，而学为君子者之所当阙也。
[60]
这一段话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天文、地理、人道，都得自人自身的认识，是人之所自为，与天命无涉。
第二，凡人世“是非得失，吉凶祸福”
之故，应从人事中去寻找、探索。
第三，把人之所为一定要说成是天之所命，这是人们对社会历史之认识上的颠倒，严肃的史家是不应当这样看待问题的。
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思想家，在“天”
与“人”
及“天人之际”
问题的探索上，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尽管他们还没有能够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结论，但他们的的确确是在不断地从神秘的“天命”
羁绊中挣脱出来，一步一步地走向真理的王国。
这正是中国史学在“天人关系”
上的理性主义传统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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