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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
其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
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之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69]
人们在评价王国维的史学成就时,总是不能离开评价他的治史方法,可见他的“二重证据法”
在近代考据学上的重要地位。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这样写道:
这里讲的“互相释证”
、“互相补正”
、“互相参证”
都离不开考据方法,并把它加以理论化了,唯其如此,故可以“示来者以轨则”
。
从王国维到陈寅恪,都十分注意对治史方法的总结,由此也可以窥见一代学人的学术风貌。
陈寅恪和陈垣也都是近代历史考据学上的大师,前者以诗文与史事互证,后者以探求史源、讲究类例,在考据和撰述上都取得了创造性的学术成果。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陈寅恪注意到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如以韦庄《秦妇吟》补述黄巢起义事迹,以李复言《续玄怪录》发中唐宫闱斗争隐秘等,都是在这方面的独特创举。
四十年代,他把以元稹、白居易诗笺证史事的著作集成《元白诗笺证稿》,成为以诗证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后来,他又用十年时间,撰成《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即《柳如是别传》,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诗文,广泛地论述了明末清初的历史。
其中涉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复社事迹、钱谦益投清因缘、郑成功复明活动等,本末甚详,且可补正史之不足。
这书是以诗文系统地考订一代史事的杰作,作者自称撰述此书是“欲自验所学深浅”
,堪称是作者一生治学方法的总结。
[71]
陈垣研究历史和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讲究类例,即分类列举的方法。
他在一个专题下面搜集许多材料,区别类例,找出一定范围内的通例,然后编纂成文。
他写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用了这种方法。
他晚年的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也用的是这种方法。
他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著作,如《史讳举例》,成书8卷,为例82;《元典章校补释例》,在一万两千多条材料中,选取十分之一,分类部居,加以疏解,成书6卷,为例50。
他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也是属于校勘性质的专书,不以例称,但也是运用类例的方法写成,凡5卷,收录材料194条,分为10例。
[72]陈垣在史学方法论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他在《史讳举例》序中说道:
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
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
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
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是与欧洲古代之纹章相类,偶有同者,亦可以法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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