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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考异》称：“世传《升平源》，以为吴兢所撰。”
接着，它详细征引《升平源》所记姚崇“以十事上献”
而后接受皇命之事。
《考异》最后写道：“当时天下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邀！
似好事者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今不取。”
《资治通鉴》所记许多史事，都在《考异》中有类似的说明。
由此可见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对历史文献有广博的阅览和谨慎的采用。
从历史撰述的形式来看，《考异》也可以说是为《资治通鉴》作了翔实的注释。
清代学者评价《考异》说：“光编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
……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
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正谬误，以祛将来之惑。
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
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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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马迁、司马光撰述历史过程中对文献的利用，可以想见史家之利用历史文献的一般情况。
史家对历史文献的利用，不独表现于撰史，而且还表现在注史。
裴松之《三国志注》、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等，是注家善于博采历史文献作注的名作。
史家对历史文献的利用，总是会受到一定的思想和理论的支配的。
例如，刘知幾《史通·六家》把《尚书》、《春秋》视为史书的两家，所以他能写出《疑古》、《惑经》这样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的篇章。
朱熹强调读经是主要的，读史是次要的，这就又严格了“经”
与“史”
的界限。
章学诚倡言“六经皆史”
，把经书作为反映历史面貌的文献看待，从而最终摘去了经书的神圣面纱，扩大了人们对历史文献认识的范围。
中国学人对历史文献的利用，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自南北朝以降，学人多注重编纂总集、类书、丛书，既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又大大方便了人们对文献的利用。
从宋代开始，中国学人注意于金石文字的研究，欧阳修的《集古录》10卷、赵明诚《金石录》30卷，是这方面的杰作。
近代以来，由于考古新发现和考古学发展，在甲骨文、金文、碑刻、墓志、简牍、帛书等方面的汇编和利用，都有重大的成绩，并促进了一批新兴学科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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