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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史家记地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地理区划的建置、因革，二是注意到地理条件对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的影响。
这可以说是古代史家记地的最重要的体例。
杜佑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
[26]他说的前两条是关于地理区划的建置、因革，后两条是地理条件跟社会生活的关系，而它们又不是截然分开的。
《史记·河渠书》是史书中记地的专篇，但所记只限于河渠。
《汉书·地理志》开创了史志中专讲地理的比较完备的体例。
它记载了郡县建置原委、户口多寡，述其风俗，考其山川，内容很恢廓。
其后，史家纷纷仿效，续作的有称作“地理志”
，也有称作“郡国志”
、“州郡志”
、“地形志”
的。
其体例，都是在《汉书·地理志》的基础上有所损益。
历代行政区划时有变动，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和水利工程屡有变异，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等，给史书的记地带来很大困难：“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
[27]因此，自南北朝开始，不少史家于史书记地时特重地理的因革变迁。
如北齐魏收著《魏书·地形志》，记述元魏一朝的州郡建置及户口多寡，而于汉、晋以来的因革变化亦有所涉及。
南朝梁沈约所著《宋书·州郡志》，是作者的力作。
它不仅记载了宋的建置情况，而且尤详于汉、魏以来的因革变化及“侨置”
郡县。
其后，这种记地而又重视其因革变化的传统体例，在杜佑开创的典制体史书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宋以后还不断地出现了专讲沿革地理的著作，而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则是这方面的巨制。
此书首列历代州域形势；次叙明朝行政区划，由总序、地图、正文构成，正文以府、州、县为纲，并分别述其域邑、山川、关隘，另附有特见、附见、互见。
接着，总述山川、河漕、海道；最后，以记载分野结束，全书130卷。
它不仅吸收了以往史书记地的各方面内容，而且在记地的体例上也有所创新。
中国古代的史家，如司马迁和班固，都重视地理条件在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史记·河渠书》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郑国渠筑成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
《货殖列传》把当时中国经济地区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并历举关中、三河、燕赵、齐鲁、楚越的地理条件在经济、政治和风俗上的反映。
《汉书·地理志》篇末，备言各地风土，而《沟洫志》则以川河关系到“国之利害，故备论其事”
。
此后史家在地理条件方面也不断有所论述，如《隋书·地理志》说，扬州的宣城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宋书·州郡志》也说扬州“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
。
南北朝以后，中国南方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除了有社会的原因，还有地理条件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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