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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大贬低了。
因此，《汉书》的断限“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
，包括西汉一代史事；认为新莽政权的出现只是“遭汉中微”
的一个历史插曲，与秦国“同归殊途”
。
班固又以“书”
名汉史，意在仿效《尚书》之义，希望《汉书》对于汉朝来说，也是一种“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
[42]的关系。
这是秦汉大一统以来，皇朝意识不断增强在历史撰述上的突出反映。
第二，撰述重点是汉武帝太初以后的史事。
《汉书·叙传》说：“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
从西汉建立到武帝太初年间，约百年左右，《汉书》续作了太初以后约130年史事，这是班氏父子的贡献，尤其是班固的贡献。
班固的贡献，还在于他对《史记》所记太初以前的史事也有补充、调整。
第三，内容恢宏，结构严谨。
班固说，他对高帝、惠帝、高后（吕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世二百三十年历史，“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43]。
这几句话，概括了《汉书》的内容、结构和主旨。
在内容上，它写出了西汉皇朝的全部历史，首尾完具。
在结构上，它去世家，改书为志，分纪、表、志、传四个部分。
所谓“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是班固的撰述思想和要求。
《汉书》断代为史，但其纪、传在反复历史联系上，也注意到承上启下的任务。
《高祖纪》反复引证前人的话，用以证明“汉承尧运，德祚已盛”
，说明承上之所由来。
《平帝纪》后论指出，“孝平之世，政自莽出”
，“至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
一方面交代了“政自莽出”
，另一方面说明了王莽无法掩饰的“变异”
与“民怨”
，下启光武中兴之所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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