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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说的“俊识通才”
，一方面当以“博闻实录”
的“当时之简”
为基础，另一方面在“勒成删定”
中同样要求贯穿求真精神，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出史家的“识”
与“才”
。
如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一再证明，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是可靠的，这一事实使中外学人皆为之惊叹不已。
后人称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31]。
又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在“勒成删定”
中遇到了许多疑难问题，这对于史家的求真精神实是严峻的考验。
为使今人信服、后人不疑，司马光“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
[32]，使之成为阅读《资治通鉴》的必备参考书。
由《资治通鉴》而派生出来《资治通鉴考异》，这是极有代表性地表明了中国史学求真的精神。
此外，从魏晋南北朝以下历代史注的繁荣，直到清代乾嘉时期考史学派的兴盛，也都闪烁着中国史学求真的精神之光。
当然，中国史学上也的确存在曲笔现象。
对此，刘知幾《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是关于曲笔现象的很有分量的专文。
刘知幾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
举例来说，唐代诸帝实录，其中就出现过几次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
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33]。
这样的例子，在唐代以后的史学中，也还可以举出一些来。
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毕竟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
诚如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
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
这话的意思是：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
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
从“书法不隐”
，到史学家们把“实事求是”
写在自己的旗帜之上，证明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史学形成了这样的准则和传统，求真精神在中国史学中居于主导的位置。
在中国史学中，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将发展为史学的经世思想。
从根本的原因来看，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思想也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
史学思想也是如此。
从具体的原因来看，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一方面受史家的角色意识所驱动，一方面也受到儒家人生哲学的影响，从而逐步形成了尽其所学为社会所用的史学经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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