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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话跟历史题材的变文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即平话是有说无唱，而历史题材的变文有些是有说有唱的。
平话中常有诗句穿插，它是由讲史者念出来而不是唱出来的。
[16]
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宋元话本中的平话，或取材于历代正史，或采撷于稗官野史，它们所说的历史故事、兴废争战，都跟史学有一定的渊源，但变文和平话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它们包含了许多民间传说和变文说唱者与讲史艺人的虚构、想象及创作。
因此，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平话，都是与历史著作有关的文学作品；变文说唱者和讲史艺人的活动，也都是跟史学活动有关的艺术活动。
从这里，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史学是在相当大的规模上促进着大众文化的发展。
至于平话成为演义小说的前驱，许多历史故事被搬上了戏曲舞台，也都渗透着史学对大众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
史学对蒙学读物的推动作用，是它促进大众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自唐宋以下，涌现出一些蒙学读物。
这类读物，一方面是“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
[17]的教材，另一方面也是市井百姓借以粗知历史文化知识的读本。
唐人李翰所撰《蒙求》，通常被看作较早的蒙学读物。
该书采辑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编写成四言韵文，现存本共2484字，621句，读来琅琅上口，流传甚广。
此后，有许多以“蒙求”
命名的蒙学读物问世，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在蒙学读物的发展中，史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今存传统蒙学读物，数量不小。
这里，我们仅举北宋王令所编《十七史蒙求》、南宋王应麟所编《三字经》、明代程登吉所编《幼学琼林》这三种影响较大的蒙学读物，来说明史学与它们的关系。
《十七史蒙求》主要取材于“十七史”
。
“十七史”
，是宋朝人对反映宋朝以前历代史事的正史的统称，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
《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成书都在《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之前，但宋人只承认后者，不承认前者，故合计为“十七史”
。
其中《后汉书》包含范晔的《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的《续汉书》志。
然而《十七史蒙求》在取材上，实已超出“十七史”
的范围，还涉及《左传》、《国语》、谢承《后汉书》和《东观汉记》等。
据宋人王献可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为此书所作的序文称，编者王令深为王安石所器重，王安石曾有“力排异端谁助我，忆见夫子真奇材”
的诗句，可见王令在宋神宗时是一个拥护新法的人。
序文又称王令“富学该博，十七史书莫不通究”
。
以上这两条，对于说明王令编《十七史蒙求》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十七史蒙求》的编写方法是：“其间圣君、贤相、忠臣、义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妇功业事实，以类纂集，参为对偶，联以音韵，……以资记诵、讨论。”
[18]这同李翰《蒙求》在编写方法上大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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