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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三“恶果”
，即“难读”
、“难别择”
、“无感触”
。
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
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
，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
，“二十四史”
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
，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
，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
的“乱堆错落”
，“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
，等等。
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
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
的批判，为“史界革命”
和开创“新史学”
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梁启超的“新史学”
理论所涉及的这些重大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
其理论价值在于：一是以近代学术观念阐述了史学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史学近代化之理论上的模式。
二是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如广义之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
三是对“中国之旧史”
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
这些新的理论，在当时确实产生了“史界革命”
的影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有关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演讲，后整理出版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二书。
顾名思义，这两部书都重在阐述历史研究的方法。
但是，前书所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后书所论“史的目的”
、“史家的四长”
，还是包含着有关理论的阐述。
对于梁启超本人来说，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新史学”
的尾声。
而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已经不能视为“新”
史学的余绪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更先进、更科学、更新的史学理论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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