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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史家批评论在这两个方面提出的见解，反映了古代史家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反映了古代史学批评对于史家追求信史和注重经世的推重。
评论史家，最终还是要以其成就大小、影响广狭来作出判断。
《史通·辨职》指出：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
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
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
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刘知幾盛赞董狐、南史的“彰善贬恶，不避强御”
的精神，这同《史通·直笔》的思想是一致的。
相传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他同司马迁都有“编次勒成，郁为不朽”
的名著，他们被评为“其次”
。
以上四人，是史学上经常提到的人物。
刘知幾把“高才博学，名重一时”
的史佚、倚相，列为第三个等第。
这两个人，在秦汉以后很少被提到。
据说史佚是周文王、武王时的太史尹佚，《国语·周语下》记晋国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四句话，即“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
。
这说明直到春秋时期，史佚还是很有历史影响的史官。
倚相是春秋时期楚国著名史官，《国语·楚语》记载了他的一些事迹和言论，以及别人对他的评论。
《楚语上》记他说申公子亹、谏司马子期的谈话，表明他是一个历史知识丰富而又具有政治见识的史官。
刘知幾说倚相“高才博学，名重一时”
，是有根据的。
他把“史之为务”
分为上、次、下“三途”
，反映了他的史家价值观。
他的“史之为务，厥途有三”
之说，在史家批评的方法论上，还是有启发性的。
宋人曾巩的《南齐书目录序》涉及史家批评论的问题。
他认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45]这是主张以明、道、智、文四条标准来衡量史家成就。
其言甚高，然似不如才、学、识来得全面、深刻，不如事实、褒贬、文采来得准确、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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