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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入洪迈《容斋随笔》卷四有“野史不可信”
条，作者根据魏泰《东轩录》所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有误，沈括《梦溪笔谈》记真宗朝事一条年代不符、一条以玉带为“比玉”
与事实不合，而作如下结论：“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
姑摭真宗朝三事于左。”
洪迈的考辨大致是正确的，但他把这一则“随笔”
名之曰“野史不可信”
，便在方法论上从正确走向了偏颇。
野史杂说的产生，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王世贞评论明代野史，是在批评“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
的情况下展开的。
他说：“史失求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
……二曰轻听而多舛。
……三曰好怪而多诞。”
[38]他对于每一弊端，都举出了实例，很有说服力。
他把“挟郄”
、“轻听”
、“好怪”
概括为一个“臆”
字，即出于臆想而非全凭事实，因而易于“失真”
。
但他还是肯定了野史的“征是非、削讳忌”
，故“不可废也”
。
明末喻应益为谈迁《国榷》作序，他写道：西汉以后，“皆以异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国之才而参他国之志。
然亦必稽当时稗官说家之言以为张本。
孙盛以枋头受吓，崔浩以谤国罹祸，则亦秦之余猛矣，又安冀国有信史哉！
……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
。
他又认为，野史之作，“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如椽阙焉”
[39]。
他的这些话是要说明，西汉以后，国无信史，野史虽有“疏”
“偏”
“略”
的缺憾，但并非根本性的弊端。
这就把野史的地位提到国史之上，显然是不妥当的。
在关于杂史、野史的看法上，从《隋书·经籍志》、《史通》到王世贞，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反映在批评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
“野史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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