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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矣，吾不知人也！
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
’”
这是叹惜荆轲刺秦王的失败，而借鲁句践的自责越发衬托出荆轲在人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
在顾炎武以前，刘知幾《史通·叙事》有关于“用晦”
的论述，主要着眼于史事，跟顾炎武所论主要着眼于论断不同。
明初撰修《元史》，其“凡例”
最后一条是：“历代史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
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
[70]今《元史》各卷之末，皆无“论曰”
、“赞曰”
、“史臣曰”
，这或许是受《史通·论赞》的影响。
不过，它所谓“不作论赞”
是从形式上讲的，《元史》帝纪各卷之末，多有史家直接出面评论的文字，诸志与类传，亦多有序。
这些都是史论。
可见《元史》所订“凡例”
，对于“据事直书，具文见意”
的理解，似还停留在外部形式上，远不如顾炎武所论来得深刻。
顾炎武所论“《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并不限于他所举出的数例，而是有广泛的运用[71]。
顾炎武提出这个问题，对于人们认识、研究中国古代史论的艺术，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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