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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的这一概括,是从史学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的,因而揭示了“直书”
与“曲笔”
之对立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在《史通》的《直书》篇和《曲笔》篇所列举的事实中,约略反映出这种对立、斗争的历史和激烈的程度。
刘知幾任史官于此多所感受,他根据当时实情,上书监修国史萧至忠等,极言史馆修史之弊有“五不可”
。
其中三、四两条讲到,史官“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人之情也,能无畏乎”
;“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
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
[48]。
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刘知幾都深刻地认识到,“权门”
、“贵族”
对史学的干扰,是造成“实录难求”
、曲笔猖獗的重要原因。
在刘知幾以后,有韩愈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49],有柳宗元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
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
[50],这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以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态度反映出直书与曲笔的尖锐对立。
唐代《顺宗实录》、《宪宗实录》的屡屡改修,证明韩愈所说不诬,也证明柳宗元主张“直道”
的可贵。
毋庸讳言,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曲笔”
作史确实投下了重重阴影,有损于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然而,“曲笔”
终究掩盖不住“直书”
的光辉,正直的史家一向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和本分。
故史家直书,连绵不绝,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所谓“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51],这恰是中国古代史家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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